时事分析 | 教育及人力资源 | 2014-05-14 | 《经济日报》

劳力是无止境



有传法国要立例禁止雇员六点后接听上司来电,瑞典城市哥德堡亦试验将公务员的工作天办公时间减至六小时。虽然法国的所谓立例,只是高科技及顾问行业工会与雇主订下的工作协定,好让连续工作13小时的日薪雇员,下班后毋须接听工作来电或收发公司电邮[1];哥德堡的实验,最终也不知会否成为常规,但不时要加班工作的香港打工仔看在眼里,难免慨叹这些机会不是我的。

多劳未必多得

无论如何,跟法国比较,港人的工时确实颇长,平均每周达45.7小时[2],多法国人10.7小时,差不多是一个工作天。不同地域各有各做,本来无谓比较,但就算是最严苛的雇主和最拼搏的员工,也会明白多劳未必多得。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2年的数据,每名希腊人一年平均工作2,034小时,属经合组织成员中第二高;反而经济表现较佳的德国,人均工时每年仅为1,397,稍高于最少的荷兰(1,381小时)。[3]

一个多劳少得,另一个少劳多得,只因两地的人均生产力存在极大差异。再参考经合组织的生产效率数据,在2012年,一名德国人每工作一小时的生产值为49.2美元,较希腊人的28.5美元高72.6%。[4]工时与产出成反比,并非个别例子。2012年人均工时最短的四个国家(荷兰、德国、挪威、法国),均挤身生产效益最高的十国;工时最长的四个国家(墨西哥、希腊、智利、俄罗斯),除了希腊(列11位),皆属生产效益最低的十国。

由此可见,工时长短只是左右生产力的其中一个因素,更非决定性因素。毕竟除却工时,产业结构、劳动模式、技术,以至文化差异,均会影响一地的生产力。一国人民工时过长,有时只反映该国缺乏其他生产要素,唯有将勤补拙。

贫者愈悠,富者愈勤?

至于发达国家,生产技术普遍高,打工仔少做多享受,似乎合情合理,但原来这也非必然。早前《经济学人》刊登的一篇文章,便为收入与工时的关系提出另一种解读。[5]

该篇文章引经据典,指出今时今日的美国,赚得愈多的打工仔,空闲时间反而愈少。文章假设教育程度愈高,收入也愈多,然后藉着对比一个人的教育程度与工时的相关性,找出收入与工时的关系。结果发现,教育程度较高的人,过往工时的确较短。但只是过往。自2005年起,两者关系开始逆转,到2013年,拥有大学学位的打工仔,已较未有取得高中文凭的人,每天多做两小时。

做到无停手,皆因工作有意义?

有自唔在攞苦嚟辛,作者的解释之一,是时薪愈高的人,减少工时的「牺牲」也愈大。两害取其轻,为求减少薪金「损失」,他们情愿少点悠闲。道理说得头头是道,但如果这是金科玉律,何解只出现于近年美国?作者解说,这是因为收入两极化和全球化经济的「胜者全取」特质,令高薪者与低收入人士的入息差距愈拉愈阔。收入两极化,两者减少工时的「牺牲」,分野亦更为明显。为了继续成为全取的胜者,高薪人士「迫于无奈」,只好埋头苦干。

以上解释听来有点悲情,但作者马上提出另一个叫人心安理得的解读。他指出,在旧社会,悠闲是身份象征,富人悠闲,可彰显地位,也可把时间花在其他较有意义的地方,毋须为刻板重复的工作浪掷光阴。但时移世易,知识型经济催生大量能够带来满足感的工作。与这些「充满意义」的工作相比,悠闲显得游手好闲。因此即使是富人,也愿意减少悠闲,换取工作上的满足感。

如此理解打工仔自愿加班,相当有趣,但认真看待,可能就会输了。正如作者所言,美国低薪者的工时较短,可能只是无工可做,被迫悠闲。何况放诸香港,低收入与高工时仍是如影随形;收入高而工时长,亦非普遍现象。根据统计处数据,以职业组别划分,时薪最高的「经理、行政级人员、专业人员及辅助专业人员」[6],每周工时的中位数为42.6小时[7],是所有职业组别中最少的一群,就算以第75个百分位数作参考,工时(每周47.7小时)也较其他职业组别短,可见超长工时的高收入人士,在香港仍属少数。而这些少数,例如医生,也不见得会为了工作充满意义而长时间诊症。

平衡之道 有数得计

怎说也好,不管入息高低,工时长短始终会影响其他生活追求,乃至家庭及精神圆满。这些都关乎个人和社会的健康发展。经合组织2011年起制订的美好生活指数,根据11项主题勾划美好生活的元素,并以之评估各国表现。美好生活标准言人人殊,因此美好生活指数并无官方排名,仅列出各国在不同主题的得分,用家可自行加权,再与其他人自订的指数比较,交流何谓美好生活。[8]

为衡量一国人民能否在工作与生活取得平衡,美好生活指数提出两项指标,分别是国民的消闲及个人护理时间,以及长时间工作的雇员比率。结果发现丹麦的平均分数最高,全国仅1.97%人平均每周工作超过50小时,远低于经合组织的平均9%;他们每日用于消闲及个人护理的时间(16.06小时),亦较经合组织的平均(14.9小时)多逾一小时。[9]在香港,每周工作超过50小时的打工仔,占总数逾四分之一。莫说丹麦,与经合组织的平均工时比较,香港也望尘莫及。

要维持及改善生活,或是争取工作表现,自愿加班亦无可厚非。但如果工时过长损害身心,就不能置之不理。早前香港理工大学便有职员疑因工作压力过大轻生,该校的教职员协会后来的调查也显示,有67%受访教学人员感到工时过长,另有45%认为自己的工作与生活有欠平衡。

赢咗份工 输咗个家

经合组织指出,工时过长不只有损个人健康,更不利家庭生活,尤其是子女的成长。[10]在香港,父母外出工作,往往需要自行物色托儿服务,或是聘请外佣照顾子女。但托儿服务供应稀少而且收费不低,社会福利署推出的「社区保姆」计划,成效亦不彰。[11]在职场与家庭之间,为人父母左右为难。未有子女的,更可能索性不生育。[12]近日香港妇联的调查便发现有近四成港人不愿生育,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工作繁忙没有时间照顾子女」(19%)。[13]

此外,「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仍影响港人的家务分配,统计处的数据显示,2013年香港男性雇员每周工作时数中位数为48小时,女性则为44.3小时。[14]但香港女性即使工时较短,亦不等于较为悠闲。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调查数据显示,负责照顾孩子起居生活的受访女性,高达70.6%[15],另有超过一半人士(50.4%)认为女性应该着重家庭多于工作。[16]入得厨房出得职场的社会期望,令女性无所适从。而男性倾向长时间工作,其余的生活空间难免减少,已成家立室的,更可能会如经合组织所言,要牺牲家庭生活。

有形之手可助平衡?

对比香港,丹麦的家长或许较少上述烦恼。在丹麦,日间托儿服务被视为当然福利,服务内容由各地方政府根据政策框架,与家长协商而订。[17]政府容许私营托儿服务,并资助家长使用,育有儿童的家庭,也可获税务宽免。经多管齐下,丹麦妇女生育率达1.73,高于欧盟平均数(1.58)[18],其妇女劳动参与率也达76%[19],多于欧盟平均(64.7%)[20]

诚然,丹麦与香港难以直接比较。该国的高税制,也未必是港人所欲所求。但生也有涯,资源亦有限,知取舍,敢抉择,是个人与社会也要面对的课题。取舍之间,我们要问的,不只是自己想要甚么,更是愿意放弃甚么。生活平衡,也是欲望的平衡。

 

 

 

1   “France’s 6pm email ban: Not what it seemed,” The Economist, April 14, 2014.
2  《2013年收入及工时按年统计调查报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2014年3月。
3   “Average annual hours actually worked per worker 2012,” OECD, 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ANHRS.
4   “Level of GDP per capita and productivity,” OECD, http://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PDB_LV.
5   “Nice work if you can get out,” The Economist, April 19 2014.
6  「表15:2013年5月至6月按职业组别及性别划分的每小时工资水平及分布」,《2013年收入及工时按年统计调查报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2014年3月。
7  「表22(甲):2013年5月至6月按职业组别及性别划分雇员每周工作时数水平及分布」,《2013年收入及工时按年统计调查报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2014年3月。
8   OECD Better Life Index, http://www.oecdbetterlifeindex.org/about/better-life-initiative/.
9   “Denmark”, in “Work and Life Balance”, OECD Better Life Index, 2013, http://www.oecdbetterlifeindex.org/topics/work-life-balance/.
10 “Work and life balance”, How’s Life? : Measuring Well-being, OECD publishing, 2011.
11「欠托儿服务 基层妇女难投劳动市场」,独立媒体,2013年3月18日,http://www.inmediahk.net/son
12 “Work Life Balance”, OECD Better Life Index, http://www.oecdbetterlifeindex.org/topics/work-life-balance/.
13「调查:近四成港人不愿生育」,《明报》,2014年5月9日。
14《2013年收入及工时按年统计调查报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2014年3月。
15「第一部份:香港的女性及男性对妇女在家庭地位的看法」,《香港的女性及男性对妇女在家庭、职场及社会的地位的看法调查》,妇女事务委员会,2010年。
16「第三部份:香港的女性及男性对妇女在职场上地位的看法」,《香港的女性及男性对妇女在家庭、职场及社会的地位的看法调查》,妇女事务委员会,2010年。
17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Policy in Denmark”, The Ministry of Social Affairs of Denmark, 2000.
18 “Total Fertility Rate”, Eurostat, 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tgm/table.do?tab=table&plugin=1&language=en&pcode=tsdde220.
19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female (% of female population ages 15-64)”, Denmark Labour Participation Rate, 2011, http://www.indexmundi.com/facts/denmark/labor-participation-rate.
20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female (% of female population ages 15-64)”, European Union Labour Participation Rate, 2011, http://www.indexmundi.com/facts/european-union/labor-participation-r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