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分析 | 社会流动及福祉 | 2013-02-14

「快乐指数」对政府施政的启示



近年坊间有不同的调查反映市民的快乐程度。正如岭南大学 (岭大) 去年12月公布的「香港快乐指数」调查,结果发现2012年港人的整体快乐指数是70.5分,较2011年轻跌0.8分。这或多或少对政府施政给予一点启示。

岭大自2005 年开始进行「香港快乐指数」调查,以量化方式反映港人的快乐程度。以0至100分作指标,50分以上属于「快乐」,50分以下属于「不快乐」,越接近100分,快乐程度越高。该指数曾由2005年的71.4分下降至2007年最低点67.2分,其后逐步回升至2012年的70.5分。

Happiness Index

最近的一次调查,于2012年11月上旬以随机抽样形式访问了926名21岁或以上人士。调查发现,除了家庭每月收入「四万元或以上」受访者的快乐指数比2011年上升1.9%至73.8分外,其余五个组别的快乐指数皆低于2011年。值得注意的是,家庭每月收入「三至四万元」受访者的快乐指数由2011年的74.1分跌至66.9分,跌幅近10%,由2011年最快乐的阶层,摇身一变成为2012年最不快乐的一族。

调查分析指夹心阶层(即家庭月入三至四万元的组别)的快乐指数比低收入甚至无任何收入的家庭较低,这很可能是他们面对通胀持续的压力,又未能享受政府提供的扶贫优惠,生活环境亦不及家庭月入四万元或以上,再加上住屋等开支不断上升,难免感到无助。

日本趋势专家大前研一曾提出「M型社会」理论,指出在全球化经济运作趋势下,整个社会的财富分成了三个部份。在劳动人口中,占大多数的中产阶级转移到左右两极端,即是富有或贫穷阶层。穷人和富人增多,但原本属多数的夹心阶级却逐渐减少,这种财富分配形态,就跟英文字母「M」字一样,故称为「M型社会」。

有评论指出,香港回归十多年来,过去由快速经济增长推动社会流动的发展模式已经成为历史。随着新的宏观经济环境出现,香港经济增长的步伐日趋缓慢,旧的社会发展形态在全球化竞争与区域化竞争的双重压力下,无可避免地出现裂缝。当今香港社会向「M」型发展日益明显,呈现出贫富差距扩大、中产向下流的社会结构特征。

政府统计处在2012年年中发表的《主题性报告:香港的住户收入分布》显示,反映收入差距的2011年坚尼系数(按除税务及社会福利影响后住户每月收入计算)为0.475,较2001年的0.470为高,与2006年的水平相若并没有改善,更超过联合国相关组织订定0.4的「警戒线」。同时,最高和最低收入家庭组别的数目均增加,收入高于四万元的住户占全港住户总数的比例,由2006年的21.2%上升到2011年的23.5%;月入低于6,000元以下的住户,亦由2006年的12.6%上升到2011年的13.1 %。可见贫富家庭的差距正在扩大。

纵观新一届政府近期讨论或推出的政策,无论是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免收公屋两个月租金,以至放宽鼓励就业交通津贴计划等,均未直接帮助夹心阶层。而行政长官梁振英承诺的增加土地供应、推出「港人港地」政策、增建居屋等措施,亦须几年后才能见到成效,难以在短期内减低夹心阶层的生活负担。

再参考岭大的快乐指数,中产阶层累积的不快乐因素若在财富两极分化趋势下加强,恐将引发更多社会怨气,产生的矛盾势必影响到香港的长远发展。有见及此,政府在施政时,需顾及夹心阶层现时的生活负担及压力,制定有关改善策略和措施,纾缓他们对政策的不满。

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本是为了提升人们的生活质素及幸福程度,否则,经济社会发展就会变得毫无意义。近年多个地区普遍在GDP以外寻求新指标,来衡量人民福祉。2011年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首度发布各会员国的「美好生活指数」,日本、英国也设立国民幸福指数。台湾也将于今年公布类似指数,当中包括人民健康、环境、教育、居住等多项指标。香港在面临经济低增长、消费物价高企及社会流动缓慢的挑战下,政府可参考以上做法或指标,制订未来政策。虽说快乐程度难以准确量化,但将此纳入政策制订过程,将有助政府兼顾经济发展以外的社会需求,更能达致提高港人生活质素的目标。

 

 

1 「贫富悬殊扩大下的M型香港」,《FT中文网》,2012年7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