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分析 | 社会流动及福祉 | 2015-03-09 | 《星岛日报》

宝贝不苦 香港贫穷的问题



香港经济发达,人均本地生产总值位居全球前列,然而贫穷阶层的故事,仍每天出现在我们身边。本港一个关注贫穷组织近期出版的摄影集,将一些基层儿童十年前后的改变辑录其中。[1]当中一名受访者,童年拿综援,每天「洗楼」执纸皮,又要自学洗肾,照顾患上肾衰竭并因糖尿病而截肢的父亲。十年过去,昔日的贫穷小孩长大成人,当上画画导师,脱离了穷人生活,回忆往事,他形容童年命苦,但苦的不是自己,而是身边人。[2]

类似的成长故事,时有所闻,当中有多少人可如上述青年般往上流?政府统计数字显示,2013年在政策介入后,香港贫穷人口由政策介入前的134万人,下降至97万人,贫穷率减少约五个百分点至14.5%。[3]财政司司长刚发表的财政预算案,亦为部分减轻市民生活压力的措施加码,包括向领取综援、高龄津贴、长者生活津贴和伤残津贴人士,发放额外津贴,金额相当于两个月的综援标准金额、高龄津贴、长者生活津贴或伤残津贴[4],较去年多一个月。贫穷人口看似逐步减少,纾缓措施又加码,是否代表本港已对症下药,找到减贫良方?

贫穷问题的「隐形」与浮现

贫穷阶层的问题,并非剎时所造成。仅仅是贫穷的问题是否获得政府关注,在过去已有不同的争论。其中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副教授黄洪在其著作《「无穷」的盼望》形容,以往本港的贫穷问题隐形,并指香港殖民政府倾向将问题视为个别贫穷人士(如老弱病残等人士)本身缺乏能力或其意识有问题所造成。[5]

他认为政府的「积极不干预」管治哲学大行其道,令贫穷问题彷佛在社会上隐形,唯有当它导致社会不安或动荡时才备受关注。据其分析,本港1970年代的劳工立法、十年房屋计划及普及教育等,便是由1966年及67年发生的暴动所促成。[6]

全球经济局势的改变,加上传染病的影响,令贫穷问题逐步登上社会讨论的焦点。[7]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来袭,结果除了2000年出现的3.1%经济正增长及4.9%的失业率,香港的经济在1999年至2003年持续出现倒退,失业率徘徊5.1%至7.9%的水平[8],加上2003年出现的非典型肺炎(SARS),令香港经济陷入低迷。

经济复苏 在职贫穷人口不跌反增

SARS过后的2004年至2007年,香港的经济复苏,失业率逐渐下降至2007年的4%,但同一时期,本港的在职贫穷住户人口却由630,300人上升至650,100人[9],增加了3.1%。

黄洪分析,香港的贫穷问题并非单靠经济发展便能解决,若要对症下药,需要认真寻找造成贫穷的成因,在追求经济高速发展以外,社会亦需顾及社会中不公平的财富分配。[10]他批评,特区政府处理贫穷的问题时,仍然离不开「积极不干预」的管治哲学,尽管时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2000年首次承认香港出现贫穷问题,并推出扶贫政策,但上述的管治哲学未有改变,仍只着重发展经济及侧重人力资本发展;继任第三届的特首曾荫权,任内亦只推出零散的纾困和短期措施。[11]

经济转型拉阔收入差距 保障制度有漏网之鱼

贫穷问题的成因之一,跟香港社会的独特性有关。智经研究中心在2013年的相关研究指出,自制造业于1980年代起式微,本港经济逐步转型至服务业,增加了市场对学历及技术较高的劳动人口需求,令他们与低收入工人的收入差距愈来愈大;而部分资深的制造业工人转行至服务业时,收入一般减少,容易成为「就业贫穷」。[12]

经济转型外,住屋开支的负担亦愈加沉重。虽然香港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综援,及由高龄津贴和伤残津贴组成的「公共福利金计划」)能帮助最有需要的人士。强制性公积金及其他政府财政援助计划,也提供了进一步的保障。不过这些保障未必能顾及更生人士或新来港人士等个别群组的需要,令他们容易陷入贫困;香港出现市民的收入与财富不均的问题,也导致本港的贫穷问题现形。[13]

单亲、新移民、劏房住户 贫穷比例仍偏高

回归过后,香港先后两度成立扶贫委员会,彷佛为本港的贫穷问题带来新转机。2013年本港设立首条官方的贫穷线,更响应了坊间的部分要求。政府去年发表「2013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公布制订贫穷线后的数据分析,进一步确立出贫穷人口中生活较拮据的群组类别。

报告显示,2013年政策介入后,贫穷人口由介入前的134万人下降至97万人,贫穷率则由19.9%下降至14.5%;但单亲及新移民住户的贫穷比例,在政策介入后仍然偏高;而贫穷人口中,租住阁仔、床位或小房的贫穷率逾两成,值得关注。[14]

报告又分析非综援在职贫穷住户的特征,发现它们一般人数较多,但大多只有一位成员就业,且从事较低技术工作,家庭难以脱贫,贫穷儿童又大多居于这些群组之内。[15]

贫穷线分析为「贫穷」下了定义,同时找出问题焦点与制订政策的方向,有望推出切合贫穷人口特征的扶助措施。正如报告所指,贫穷线的制订能就香港的贫穷情况、成因及形态作出深入分析,并以数据为基础来推出及改善各项针对性措施,勾划扶贫的策略与蓝图,且量度有关政策的成效和方向是否正确。

寻找问题根源 对症下药

扶贫议题近年备受政府重视,去年推出的「低收入在职家庭津贴」,以协助在职贫穷人士、与其同住的儿童、当中部分的单亲及新移民家庭为主;而2011年成立的关爱基金,至去年底已有十个项目恒常化。[16]

贫穷线的制订和各项扶助措施的推出,未有减少公众对贫穷问题的关注。今年施政报告发表后,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委托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进行的意见调查显示[17],市民对特首梁振英今年施政报告中扶贫措施满意程度的评价,由去年的56.7分降至51.5分,回落至梁振英首份施政报告的水平。[18]市民对扶贫措施仍然期盼甚殷。

昔日的贫穷儿童,十年后长大成人,生活的变化由影像呈现。现时的贫穷人口,未来又能否成功脱离贫穷?贫穷线的出现,有望为扶贫政策的制订提供更多依据,减少漏网之鱼,但贫穷问题不会简单地因而迎刃而解。各种贫穷问题的成因,例如经济结构问题、资源分配是否符合公义及平等的原则、贫穷社群是否因为社会排斥以致与主流社会愈加分割等等,仍是持续减轻贫穷问题程度的关键。唯有对治问题根本,社会才能见证更多「宝贝」的不苦人生。

 

 

1 「香港小区组织协会 宝贝‧十年 -- 基层儿童成长摄影展」。取自香港小区组织协会网站:http://www.soco.org.hk/ourtreasure2/,查询日期2015年2月25日。
2 〈基层孩子奋斗10年 告别跨代贫穷〉,《苹果日报》,2015年1月11日,A10页。
3 〈2013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扶贫委员会,2014年11月。
4 《二零一五至一六财政年度政府财政预算案》,2015年2月25日。
5 黄洪,《「无穷」的盼望─香港贫穷问题探析》(香港:中华书局,2013年),页2-14。
6 同5。
7 同5。
8 「表006:劳动人口、失业及就业不足统计数字」。取自香港政府统计处网站:http://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200_tc.jsp?tableID=006&ID=0&productType=8,最后更新日期2015年2月17日。
9 《香港贫穷报告:在职贫穷家庭状况(2003-2012) 》,乐施会,2012年。
10 同5。
11 黄洪,《「无穷」的盼望─香港贫穷问题探析》(香港:中华书局,2013年),页330-332。
12 「第三章:贫穷问题的社会背景」,《商界扶贫》,智经研究中心,2013年5月。
13 同12。
14 《2013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政府统计处,2014年11月。
15 同14。
16 「关爱基金援助项目」。取自关爱基金网站:http://www.communitycarefund.hk/b5/assistance.asp,最后更新日期2013年1月1日。
17 注: 是次民调在施政报告发表当日以随机电话访问形式成功访问了525名18岁或以上操粤语、并知道施政报告内容的香港居民。
18 钟庭耀,「公众对2015年施政报告中扶贫措施的意见调查」民调简报。取自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网站:http://www.hkcss.org.hk/c/cont_detail.asp?type_id=9&content_id=2356,查询日期2015年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