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分析 | 区域及经贸发展 | 2015-06-17 | 《经济日报》

矛盾中求存:从港、珠合作看香港发展新形势



上月中国社科院出版的报告指香港的综合竞争力已不敌深圳,屈居第二名;但同月另一份由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公布的全球竞争力排名则显示,香港超越新加坡,全球排名第二位[1],各项排名令人关注香港未来的发展实力。

另边厢,中、港两地各种发展项目如箭在弦,近期香港社会的有关讨论焦点,包括大屿山发展及港珠澳大桥等连接香港、珠海和澳门的交通运输及经济发展项目。香港政府面对有关三地发展项目的各种难题,可以从什么方面入手?在内地宏观的中央行政与指导的经济体制之下,香港又能如何化解经济发展与中、港社会之间的矛盾?

香港需配合宏观中国发展格局

港、珠、澳三地的发展,与整体国家规划息息相关。去年港府的策略发展委员会发表的文件表示,国家「十三五」规划的前期研究工作,即未来2016至2020年的发展蓝图和行动纲领,已经启动;当中的重点配合项目之一,包括推动内地与香港服务贸易自由化,在今年年底基本实现。 [2]

中国由宏观计划经济逐步发展为混合型经济体制,香港自不然有其担当的角色,「超级连系人」的名称因此而生。去年底香港行政长官出席香港经济峰会致辞时表示,香港是离岸人民币业务的先行者,能够成为中国国内与国外之间的「超级连系人」。 [3]简言之,是协助中国迈出国际社会,以及国际社会进入内地市场。

对于香港的金融业发展,仿如坐享两头利,即是能够发展出主要离岸人民币的业务枢纽角色,又能延续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为配合内地的每五年规划,政府当局亦表示,经香港银行处理的人民币贸易结算,由2010年的3,692亿元人民币,增加至2013年的3.8万亿元人民币[4],另据香港金融管理局的资料,到2014年更达到6.3万亿元人民币。[5]

香港的人民币存款和存款证余额,亦由2010年底的3,217亿元人民币,增加至2014年5月底的逾1万亿元人民币[6];另较为近期的发展,包括已经在香港推出的沪港通和基本上达成的两地建立基金互认的安排。 [7]

香港在中国整体发展框架下的定位

现时可见的格局及香港在其中的定位,早已是国家整体规划的长远考虑策略,至少香港的角色需要协助中国往外走。翻看在2006年展开、并在2009年发表的香港政府与粤澳两地政府合作进行的大珠三角区域规划研究,指出包括香港在内的大珠三角区域,冀以城镇群的方式发展,整个城镇群的六大总体发展目标为建立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功能核心区、建立先进制造业基地、现代服务业中心、贯通国内外交通的枢纽、创造文化及创意中心,和建立优质生活圈。 [8]

有关研究表示,大珠三角城镇群是中国最发达的城镇群,可望与长三角和京津并列中国三大群,香港的独特之处则是其自由的经济体制而发展成为能够与纽约和伦敦等地并列的国际城市。换言之,在整个中国发展框架底下,香港并不能独善其身,而是需要以城镇群的形式协助多方配合及发展。

香港作为配合的角色及其自身发展的矛盾

虽然内地规划的目标很大程度决定了香港的发展方向及定位,惟近期如香港及珠海发展项目的种种争议,却反映香港在以上宏观发展背景之下,有关目标或定位在落实时,其必需配合的角色和其自身发展的矛盾。

在内地过去数年追求数量与速度发展的时候,香港作为其中一个发达经济体,已愈来愈侧重于质量而非数量的要求。举例说,港珠澳大桥的其中一个争议,包括环境保护及对有关香港地区所造成的空气污染,在社会上形成拨款兴建大桥的阻力。

东涌的位置处于珠江口及大屿山山坳,此地区八成的空气污染也是由东涌北面的区域性空气流引起。造成有关污染的原因之一,是由于目前珠三角一带聚集了不少加工制造业工厂,排放大量污染物,当香港的风势偏弱的时候,空气中的悬浮粒子便会扩散至整个地区,东涌因而首当其冲。 [9]

此外,港珠澳大桥当中的香港口岸工程,位置设置在香港国际机场东北面对开的水域,邻近香港国际机场及东涌新市镇,因此工程进行期间,会为东涌地区的居民带来影响。有本地环保团体分析2000至2013年由一般空气监测站录得的空气污染数据,发现东涌为全港各区污染最严重的地区,在「甚高」污染水平的总时数4,311小时中,东涌占724小时,高于观塘(702小时)、葵涌(664小时)和元朗(545小时)。 [10]

因此,在讨论港珠澳大桥的计划时,不少意见认为有关大桥的规划及咨询未能详尽地考虑和制定措施减低此方面的影响;而在阐述大桥经济发展效益的时候,亦未能释除社会对环境影响的忧虑。如环境保护等质量角度,是香港社会在监察政府的发展项目时所抱持的期望或要求。 

过去香港面对的多方矛盾

配合中国发展的角色和其发展出现矛盾。回望过去,香港一​​直以来都是在各种矛盾中寻求机遇。香港回归前,社会主要存在三大矛盾,包括华洋矛盾、劳资矛盾和中英矛盾,这些矛盾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社会地位;而在香​​港回归之后,社会上则转为经济与民生和政治矛盾。 [11]

举例回归前,华人与英国人之间的地位相距遥远,港英当局实施的《山顶区保留条例》规定山顶只供欧洲人居住、《管理华人墓地和防止污害条例》仅仅对华人墓地作出种种限制、华人海员与白人海员的工资差距等等。 [12]

香港回归后初期,政治气氛较为平静,社会的关注大多放在经济与民生的矛盾之上;直到2003年基本法23条的提出,令社会关注政治的气氛渐趋浓厚,然后开放内地自由行陆续实施,加上香港政改的讨论愈来愈炽热,加速社会上潜藏的各种政治矛盾。

由此可见,回归前或后,香港也有其所需配合的方面或限制,并由此产生社会的多方矛盾。除此之外,个别地区,尤其邻近的深圳、珠海和澳门等地的发展方向,会否跟香港的定位形成恶性竞争,而非分工合作,仍是未解之题。面对未来的发展,如何能够突破矛盾,将需要香港政府仔细审视其角色定位。在认清楚其价值的同时,善用各方资源发展一己所长,平衡社会大众的要求,配合发展需要,发​​挥香港所需要担当的角色。

 

 

1 〈全球竞争力排名港居第二〉,《信报》,2015年5月28日,A04页。
2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配合国家「十三五」规划的工作​​》,策略发展委员会,2014年7月31日,文件CSD/2/2014。
3 「行政长官出席香港经济峰会2015午餐会致辞全文」。取自香港政府新闻网站:http://www.info.gov.hk/gia /general/201412/01/P201412010722.htm,查询日期2015年5月15日。
4 同2。
5 “Hong Kong The Premier Offshore Renminbi Business Centre,”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April 2015.
6 同2。
7 同2。
8 《大珠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研究》,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展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运输工务司,2009年10月。
9 方舟,〈港珠澳桥争议必须澄清的两个问题〉,《明报》,2011年6月24日,A30页。
10 《臭氧侵袭东涌政府袖手旁观》,香港绿色力量,2014年6月13日。
11 陈丽君,《香港社会关系与矛盾变化研究》,(香港:中华书局,2015),页1-51。
12 同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