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分析 | 教育及人力资源 | 2013-06-28

钱(少)不能买的东西:直资与津贴的攻防



传统名校圣士提反女子中学及其附属小学,和跑马地圣保禄中学,今年相继宣布转为直资,惹来社会关注。一些知名人士,包括政府前高官,指责直资制度令名校渐趋贵族化,剥夺基层学生的入读机会,阻碍社会流动。

收取高昂学费的同时仍能得到政府的津贴,成为近年直资争议的靶心。现时直资学校平均每年收取一、两万元学费,一些近年转为直资的传统名校,收费甚至与大学相约[1]──这还未计校车费,点心费,游学团及补习等「潜学费」。今年最少有12间直资学校拟于新学年增加学费,加幅平均约一成。加幅最大的天水围香岛中学,计划由现时中一每年学费1,500元,调升至3,500元,加幅为1.3倍。[2]

针对弱势学生,政府规定每所直资学校须最少拨出学费总收入的10%,用作学费减免和奖助学金。但审计处2009-10年度账目显示,有22间直资学校(30%)拨入学费减免/奖学金计划之用的学费收入款项,较规定款项为少;只有23间直资学校(32%)在其网站登载学费减免计划详情;另外,有14所学校(19%)的计划运用率在50%以下。而如果综援学生就读直资学校,一般不会获发综援计划下的学费特别津贴。审计署指,综援学生或会因此失去入读直资学校的机会。[3]

另外,直资学校设有资助贫困学生的名额,如果贫困学生超过校方预设的比例,学校又想全数资助,便要考虑增加学费、募捐。若学校选择控制贫穷学生的比例,则会减少他们的入学机会。

两种资助模式 规限一松一紧

不过,传统名校贵族化与否,关键未必在于直资制度的好坏。现存的问题,可能源于政府以两种模式资助中小学教育,但对两种营办模式规管的松紧,却有明显的差异。

回顾资助教育的发展,政府于1970年代推行九年制免费教育,当时官立和资助学校的学位有限,当局要向私校买位,纾缓学额不足的问题。但这种做法令私校须依赖这个制度提供现金周转,买位学校的教学质素,亦一直低于官立及资助学校的水平。[4] 1988年《教育统筹委员会第三号报告书》建议于2000年正式取消买位制,并首次提出「直接资助计划」(即直资计划)。最初的直资计划,于1991年在中学推行,2000至2001学年起扩展至小学。由政府兴建校舍,并以象征式地价批地给办学团体,直资学校可在收取学费的同时,获得政府对每名学生的资助,但学费不能多于资助额的「三分之二」。计划推出初期,吸引力并不大,只有五间传统「左派」学校和四间国际学校成功加入。[5]

但随着更多人发现直资学校可以免除很多津贴学校所需面对的限制,这种资助模式逐渐获得注视。

母语教育 vs 教学语言自决

首先,回归以后政府推出的《中学教学语言指引》,强制津贴中学自中一开始推行母语教学,令英文中学的数量跌至114所,约占当时全港中学的两成。学额减少,但部份家长依然青睐英文中学,他们把目光投向可以自由选择教育语言的直资学校。某些学校亦因此转为直资。

被收生 vs 自主收生

设计精密的收生机制,是另一个「赶客」因素。教育局的「小一入学统筹办法」,开宗明义以「消除进入较受欢迎小学的激烈竞争对幼童带来的压力,及对幼稚园教育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为主要目的。在这个原则下,学校须交出部分学额作「统一派位」,以往是35%,后来扩大至一半。这个安排,大大削弱了学校自主收生的空间。

余下的一半学额,虽称作「自行分配学位」,但仍谈不上自主,因为当中的60%,须预留给兄长或姊姊正在该校就读,或父母在该小学任职的学生;余下的40%,校方亦须按照一套计分准则进行甄选。这些甄选准则,相当讲求学生跟学校的「特殊关系」,例如父母是否该小学的校董,以及是否该小学营办团体的成员。[6]

学校不能以其好恶选择性收生,而在电脑抽签面前,学生人人平等(除非他们有「特殊关系」)。如果全港小学都采取以上标准收生,转投直资的学校或许较少。但由于直资小学毋须跟从「小一入学统筹办法」,这无疑对渴望能够自主收生的学校充满吸引力。对缺乏「特殊关系」的家长而言,为子女报读直资,亦不失为一个保险。一些圣士提反女中、附属小学及幼稚园的家长,就因为现行小一收生制度不考虑学生成绩,支持学校转为直资办学。[7]

其实在中一收生阶段,也出现类似状况。按照现行的「中学学位分配」办法,津贴中学最多只可预留30%的中一学位作自行分配,直资中学则高至90%。再加上现时的「一条龙」政策规定,「结龙」的中小学必须使用相同的资助模式,由于许多的传统名校小学,本为私校,若所属办学团体不改变中小学的营运模式,将意味中学部不可直接录取小学部的学生。基于现实考虑,部份学校选择转为直资。

学费松绑

更为关键的是,教育局在2001年修订计划条款,将直资学校的学费上限,上调至「平均单位成本的二又三分之一」。举例来说,今年高中学生单位成本为44,546元,那直资学校可收的学费上限,便是103,792元。将政府资助(44,546元)和学费上限(103,792元)相加,则为直资学校实际可用于每位学生的金额(148,338元),比津贴学校多了两倍。[8]学费上限放寛,令学校少了转投直资的财政忧虑。机制修订后一年,圣保罗书院和圣保罗男女中学,率先宣布转为直资。

虽然政府认为,直资教育推行二十多年,只有21所资助中小学加入计划,而且有11宗申请不成功,「数字不支持很多学校申请成为直资的趋势」[9],但直资学校的数目,还包括那些一开始便是直资的学校。不容否认的是,直资学校的总数和提供的学额比例,近年连年增加,由初时9间学校增至2002年40间,提供3%的学额。其后更逐年上升,2006年升至64所(6%),2011年为74所,提供8.2%的学额。[10]2012至13学年,全港共有73所直资学校,约占全港受公帑资助学校的9%。[11]

无差别教人

因此,除了针对传统名校是否藉着名牌效应,收取高昂学费,我们亦应该探讨,直资学校「有价有市」,是否也反映了某些对于津贴学校的规限,其实得不到学校、老师和学生的认同?津贴学校转为直资,不一定是想谋取暴利,而是为了更大的自主权;家长宁付高昂学费,未必是盲目追求名牌,只是在津贴学校找不到他们想要的教育。

要做到有教无类,让贫苦学生也能接受优质教育,社会需正视不同资助模式背后差异甚大的规范,否则资助模式如何改善,助学金或奖学金的比例怎样提高,有关的争议仍会继续。

 

 

1「全港直资中学学费」,http://www.eduplus.com.hk/edukids/secondary_expenses.jsp, retrieved 18 June, 2013.
2「12直资中学加费幅度最高1.3倍」,东方日报,2013年4月30日。
3「教育事务委员会 立法会秘书处为2012年4月20日会议 拟备的最新背景资料简介 直接资助计划学校」,立法会秘书处,2012年4月13日。
4《教育统筹委员会第三号报告书》,教育统筹委员会,1988年6月。
5曾荣光(2002) 《新精英主义与新直接资助计划:对侵蚀香港特区教育资本的批判》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教育研究所。
6《申请二0一三年九月小一入学》,教育局。
7「圣士提反女中 二百家长撑转直资」,《星岛日报》,2013年6月4日。
8「黄英琦:是「二又三分一」惹的祸」,《AM730》,2013年06月18日。
9「吴克俭:未见学校转直资趋势」,政府新闻处,2013年6月8日。
10来源:各年度《香港年报》。
11「立法会四题:直资学校」,政府新闻处,2013年6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