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分析 | 教育及人力资源 | 2013-08-30 | 《星岛日报》

派A,可以去到几尽?



大学派位尘埃落定,很快又会有一批年轻人投入大学生活。为了 first hon,他们在这四年可以去到几尽,尚属未知之数。可以确定的是,与十数年前相比,他们更有理由期望成为「尖子」。因为与当年对照,现时以一级荣誉毕业的学生,比率已大为提高。

根据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的资料,在资助学士学位课程取得一级荣誉的毕业生,由1994/95学年的5%,升至2011/12年的11%,增加1.2倍。若把二级甲等荣誉的毕业生也视作「尖子」,莘莘学子或会更加振奋,因为自2009/10学年开始,取得一级荣誉和二级甲等荣誉的毕业生,已经连续三年超过五成,相对于1994/95学年的37%,同样是大跃进。[1]

但问题来了。尖子之所以是尖子,在于他们较大多数人优秀,但当取得一级和二级甲等荣誉的毕业生成为大多数,他们仍能称为尖子吗?优异生的比例增加,究竟是反映了学生水平提高、教育质素改善,还是评级贬值(Grade Inflation)──学生的成绩即使不是那么突出,仍然获评为优异,导致尖子泛滥?

六个大学生 一个一级荣誉

尖子泛滥的隐忧,在一些欧美国家早受关注。在英国,1994/95学年的大学毕业生中,有7.0%取得一级荣誉,到2011/12学年,事隔17载,这个比例已上升至16.9%,即是每六名学生,就有一个以一级荣誉毕业。同一学年,至少取得二级甲等荣誉的毕业生,达到65.9%,同样远高于1994/95学年的47.5%。[2]在某些学府,一级荣誉生的比率更高,例如剑桥大学就由1980年的13%,增至2010年的23%。[3]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大学的一级荣誉生比率,也在2002/03到2011/12的短短九个学年间,由十分之一上升至五分之一;至少取得二级甲等荣誉的,更由68%增至85%。[4]另一欧洲大国德国,也出现类似现象。当地以最高两个等级毕业的大学生,由2001年的70%,增加至2012年的80%。[5]

在大西洋另一方的美国,在上世纪60年代已出现评级贬值的迹象。关注学院评级贬值,并成立网站gradeinflation.com的Stuart Rojstaczer,跟另一研究者Christopher Healy统计135间四年制高等教育院校,涉及150万名学生的成绩后发现,A级成绩在这些学府出现的比率,在1960年是15%,其后大致上升,到2008年,已增至43%。自1990年代中开始,A级更成为这些学府最普遍的等级。[6]

评级贬值的嫌疑,在私立学校尤其明显。在1960年,私立和公立学校的A级比率大致相约,之后渐渐由私立学校领先,领先的幅度亦愈见明显。在1997至2008年间,私立学校A级比率增加了9.6个百分点,多于公立学校的增幅(5.2个百分点)。[7]

孰令致之?

究竟是甚么原因,令各地大学的「尖子」比率不断增加?Rojstaczer和Healy提出了不同的可能性,包括学生水平和教育质素提升、女生比率增加(由于女生成绩优于男生,女生比率增加,可带动整体成绩改善),以至学生透过网上系统寻找容易取得好成绩的学科。

但分析数据后,二人认为以上观点不足为信。他们认为,老师们「高抬贵手」,更可能是 A 级泛滥的元凶。老师慷慨,原因甚多,其中一个是为学生着想。例如在越战时期,学业成绩较差的男生可能会被送往参军。这令一些于心不忍的老师,以派grade拯救学生。这个解释有一定说服力,因为越战过后(1975年),美国大学派A的比率,的确连续下降了好几年,直至1980年代中,才重拾升轨。

至于为何会重拾升轨,他们认为与「顾客至上」的教学文化抬头有关。例如在1980至90年代,学生评估老师教学表现的文化逐渐普及,便为老师以「好成绩」取悦学生提供诱因。一些关于「学生评鉴老师教学」(Student Evaluation of Teaching)的研究也发现,采用这种评估教学表现的方法后,大学课程渐趋浅易、轻松。[8]难度下降,取得佳绩的学生自然较多。

难分高下 骨牌效应

人人好成绩,学子们大抵感觉良好,却苦了需要寻找隐世尖子的人。面对大量表面风光的成绩单,研究院的教授以及求才若渴的雇主,再难凭学业成绩分出研究生申请人和求职者的高低。虽说辨别人才不能单靠一纸文凭,也需考虑实战经验及其他技能。但作为识别人才的工具,成绩单胜在简单易明,若参考价值太低,社会寻找人才的成本势必增加。

「尖子」泛滥,当初感觉良好的学子,慢慢也会感到不爽,因为他们发觉,水涨未必船高,当满街是A,手上的A就不能再凸显自己。学历贬值,他们需要在学业以外加倍努力,实习、交流、参与学生组织、课余再进修,成为堆砌履历的必要环节。这样说可能过于功利,但即使只是一心求知,派A 太易,也让学生少了一个评估学习进度的方法。

更甚者,滥派佳绩会造成恶性循环。习惯以派A擦亮招牌的学校和老师,派grade依旧,甚至变本加厉。一些本来不欲A级贬值的大学和老师,为怕学生蚀底,就算不加入送A军团,也会减少太难看的评级。[9]如此一来,贬值了的学历进一步贬值,甚至可能连累没有学士学位的人,因为当一级荣誉和二级甲等荣誉的毕业生愈多,那些「只有」副学士或高中学历的年轻人,便会愈显逊色。

解决方案

当然,教育界也明白A级泛滥不只对学生无益,到头来更会损害学校和老师声誉。很多学校已推出不同措施,抵抗学历「通胀」,例如比对系内不同学科以至不同学系的等级分布,看看是否有个别老师或学系,出现与众不同的评级分布。个别学府如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又正考虑效法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在成绩单加入学生的排名。[10]美国德州参议院甚至通过法案,要求老师为学生评级时不能等级大平卖(without employing grade inflation)。[11]经各方努力,部分院校已取得成果,其中普林斯顿大学就将A级比率由2004年的接近50%,控制至2009年的40%。[12]

个别学府拨乱反正,但似乎无阻评级贬值的环球大势。「尖子」的比率,始终愈来愈多。但话说回来,大学教育渐趋普及,A级成绩的象征意义经已改变,由精英中的尖子,过渡至大多数中的杰出分子。明白这种转变,跟研究「尖子」是否过多,同样重要。况且,就算等级贬值的问题得以解决,大学教育普及化令大学生的供应增加,平均价值下跌,在所难免。因此,在探讨「尖子」泛滥的同时,我们更需要明白,学历不等于实力,没完成大学课程的Bill Gates和 Steve Jobs,早在社会大学取得他们的一级荣誉。

 

1 「按学位等级划分的教资会资助学士学位课程的毕业生人数」,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网页。
2 资料来源:Higher Education Statistics Agency, The United Kingdom.
3 Graeme Paton, “Warning over ‘grade inflation’ as first-class degrees double,” The Telegraph, Jan 12, 2012, http://www.telegraph.co.uk/.
4 Erin Lyons, “First class degree awards doubled in a decade,” The Saint, April 11, 2013, http://www.thesaint-online.com/.
5 “Grade inflation blows up German universities,” The Local, Dec 19, 2012, http://www.thelocal.de/.
6 Stuart Rojstaczer and Christopher Healy, “Where A Is Ordinary: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College and University Grading, 1940–2009,”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114, no. 7 (2012): 1-23.
7 同上。
8 Donald Larry Crumbley, Ronald E. Flinn and Kenneth J. Reichelt, “What is Ethical About Grade Inflation and Coursework Deflation?”Journal of Academic Ethics, 8, no.3 (2010): 187-197.
9 “Grade inflation,” The Economist, Oct 25, 2007.
10 Mia Shaw, “UC Berkeley may combat grade inflation through new system,” The Daily Californian, Mar 11, 2013, http://www.dailycal.org/.
11 “Texas bill to fight grade inflation,” WatchdogWire, Mar 25, 2013, http://watchdogwire.com/.
12 Lisa W. Foderaro, “Type-A-Plus students chafe at grade deflation,” The New York Times, Jan 31, 2010, http://www.nytim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