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分析 | 创新及科技发展 | 2018-04-27 | 《信报》

更重视未来学研究 为政策制订寻启示



中美可能爆发贸易战,难免令人担心会祸及香港经济,值得庆幸的是,事件至今仍没有在本地造成太大恐慌。这固然是因为事件尚有转圜余地,而外界对两国「摊牌」早有预期,也有助坊间消化负面消息。部分人更可能已早早部署策略对冲风险,甚或趁机图利。

其实即使没有贸易战,任何人规划未来时,也不免对周遭环境可能出现的变化作出预测,当中亦总有人看得较远、较准(能否作出有利部署,则属后话)。自许为未来学家、微软创办人之一的比尔·盖茨[1],早在 1999 年出版的《未来时速》中,就成功预测价格比较网站、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出现。[2]

我们不是盖茨肚子里的蛔虫,无从知道他如何预测科技发展;然而,假如政策制订者也能掌握预测未来的窍门,规划社会发展自当事半功倍。现实中确也不乏智库和政府致力于建立探讨未来的分析方法,作为倡议和制订政策时的依据。[3]

20世纪初成学术研究范畴

在学术上,社会学家吉尔费兰(S.C. Gilfillan)是首个提出以未来学(Future Studies)来探讨未来的人物。他于1907年在论文中提到,未来学家是研究未来整体文明的人士,如同将史前文化合理地推论出来的考古学家。[4]

有学者认为,未来学之目的在于维持或改善人类福祉和地球生态持续发展。[5]作为一门跨学科科目,未来学最初集中以数据与科学方法预测科技的发展趋势;但未来不只有科技,故未来学家也将社会、经济、环境和政治纳入讨论。[6]学者在分析时,更要因应内、外在环境的改变去预测未来。[7]

多国政府借此协助制订政策

未来学近年广为公私营机构采纳应用[8],各地亦设有不少探讨未来的智库。在丹麦,成立于1970年的哥本哈根未来学研究所(Copenhagen Institute for Futures Studies),便集合经济学、政治科学、生物学、思想史及民族学等领域的专家进行研究[9],又以经常要作决策的专业人士为目标读者,定期出版杂志[10],希望协助公私营机构强化作出决策的依据。[11]

在瑞典,未来学更获纳入建制,政府早在1973年便于总理办公室辖下成立未来学秘书处(Secretariat for Future Studies),1987年再将其改为独立机构,即现时的未来学研究所(Institute for Futures Studies)。该研究所的经费部分来自政府,其余则来自研究资助局及其他资助机构[12];研究范围包括人口高龄化、性别和种族歧视、科技与人类等。[13]

及至2011年,当地又成立了瑞典未来委员会(Commission on the Future of Sweden),其于2013年发表《瑞典未来的挑战(Future Challenges for Sweden)》报告,讨论可持续发展、人口发展、民主、性别平等、社会凝聚力等挑战[14],以协助政府勾划未来政策。

在亚洲,日本政府亦于2014年在经济财政咨询会议内设置「选择的未来」委员会[15],全方位分析人口结构变化对国家经济的影响。分析指当地问题在于劳动力萎缩,人口减少幅度加剧。委员会的结论是不依赖移民,而是将出生率提升到2.07。安倍政府亦据此宣布有关政策。[16]

香港相关研究可纳入更多变数

在香港,政府也曾就本地未来发展推出多份报告,如2015年发表的《人口政策策略与措施》,列出本港面对的人口挑战,并就人口政策提出具体措施。[17]政府于2016年展开《香港2030+:跨越2030年的规划远景与策略》的公众参与活动,则旨在审视跨越2030年的规划策略和空间发展方向,以应对未来的转变和挑战。[18]

不过,社会学者吕大乐两年前曾撰文指出,关于本港未来发展的讨论,除了一两个老问题如人口老化以外,甚少有其他讨论、研究和分析,也鲜有将社会内部各方面、周边地区的发展视为变数。他认为香港要发展未来学,即系统地总结以往社会发展的形态和轨道、了解影响未来发展之变数和宏观环境因素,分析未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转变的可能方向。而所谓的未来应该是一个众数,有不同的可能可供选择。[19]

推演不同可能 厘订应对方针

吕大乐当时的建议,不禁令人想起上届政府中央政策组发表的《构思香港未来场景》报告。该份报告将影响香港未来发展的因素,分为当代社会、国际、内地和香港;并从新科技、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国际、内地和香港等层面,讨论未来形势与趋势。报告更利用情景规划(未来学分析方法之一,亦有译作情境规划),设定本港二三十年后的四个场景,以估计将来的实际情况。[20]

虽然有传媒指,报告的分析结果是香港未来不是变好,就是变坏,又或不好也不坏,有如「十二码有两个可能性,一系入,一系唔入。」[21]不过存在不同可能性的方案,正是情境规划的特色。故此在未来学的框架下,报告出现多个情境的分析结果,实属无可厚非。

简单而言,情境规划是按过去和目前情况,创造未来的各种可能情境,从而协助制订未来决策的方案。[22]在1972年,蚬壳石油公司(Shell)也曾运用情境规划创造出六个情境方案。其中一个方案指石油供应受阻碍,引致价格上涨,并将持续一段时间。此预测与当时各国的期望刚好相反。但当一年后大部分石油产业国家无法持续供应石油时,Shell已作好准备。[23]

有学者分析,透过多个情境的测试方式,政府、企业和非政府机构(下统称为「组织」)可以了解组织的现况和未来发展方向。此外,情境规划透过陈述故事方式,能有效将大量讯息连在一起,让组织更容易掌握任何狀况。但情境规划亦有缺点,例如它只是一种防御性工具,可帮助相关人士察觉未来可能损及组织营运成果的方式,但并没有提及可如何塑造自己的命运。[24]换句话说,它只设定多个情境,却没有提供解决方法。

在《构思香港未来场景》报告中,中央政策组似乎亦意会到情境规划的不足,在结语部分写出:「我们最为关心的,不是准确程度的高低,而是希望通过这样的陈述,刺激思考、诱发想象、关注未来、也建构未来。」[25]

各方合力为社会制订长远政策

社会不断改变,若政策制订者具备前瞻思维,可为未来做好准备,包括按社会长远所需制订政策。而如果有智库能以长远目光从事研究,也有助为社会把脉,出谋献策。

当然,任何一种分析方法包括探讨未来,都会面对支持和质疑声音。政策制订者需要小心谨慎地衡量各种分析方法的优点和缺点,再未雨绸缪地制订合适的政策,造福社群。

1 Marguerite Ward, “Bill Gates says people with these 3 skills will be successful in the future job market,” USA Today, December 31, 2017,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money/careers/employment-trends/2017/12/31/bill-gates-says-people-these-3-skills-successful-future-job-market/989701001/.
2 Matt Weinberger, “Bill Gates made these 15 predictions in 1999 — and it's scary how accurate he was,” Business Insider, January 17, 2018,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bill-gates-15-predictions-in-1999-come-true-2017-6.
3 庄淇铭,「从未來学谈前瞻思考」,《T&D飞讯》第85期,98年9月10日,第3页。
4 同3,第4页;Cornish, E. (Ed.). (1993). The Study of the Futu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rt and Science of Understanding and Shaping Tomorrow's World (p. 254). U.S.A.: World Future Society.
5 王廷兴,「未来学概论」。取自中华民国工程技术管理协会网站:http://www.teac.org.tw/site/Blog/page13.aspx,2009年11月9日,第3页。
6 沈旭晖,「『未来学』的视角:文化软实力对香港未来很重要」。取自平行时空:国际专题新闻评论网网站:http://www.ir-basilica.com/「未来学」的视角:文化软实力对香港未来很重要/,2016年1月9日。
7 同5,第6页。
8 宋玫玫、丘怀瑶,「简介『未来思考工作坊』」,《女科技人电子报》第111期,2017年3月15日。
9 “Employees,” Copenhagen Institute for Futures Studies, http://cifs.dk/about-us/employees/, accessed March 7, 2018.
10 “Publications,” Copenhagen Institute for Futures Studies, http://cifs.dk/publications/, accessed March 7, 2018.
11 “About CIFS,” Copenhagen Institute for Futures Studies, http://cifs.dk/about-us/, accessed March 7, 2018.
12 “History of the Institute,” Institute for Futures Studies, https://www.iffs.se/en/about-us/history-of-the-institute/, accessed March 7, 2018.
13 “Research areas,” Institute for Futures Studies, https://www.iffs.se/en/research/research-areas/, accessed March 7, 2018.
14 “Future Challenges Facing Sweden,” Commission on the Future of Sweden, March 2013, pp. 10 and 11.
15 「对未来的选择 度过人口减少、超老龄时代,构建日本式增长、发展模型」。取自日本外交政策论坛网站:http://cn.japanpolicyforum.jp/archives/economy/pt20140821023843.html,2014年8月21日。
16 庄淇铭,「从未来学谈高龄及少子化之因应」,《人事月刊》第351期,2014年11月6日,第45至46页。
17 《人口政策策略与措施》,政务司司长办公室,2015年1月,第iii页。
18 「关于《香港2030+》」。取自香港2030+网站:http://www.hk2030plus.hk/TC/about_a.htm,最后更新日期2018年2月1日。
19 吕大乐,「香港需要『未来学』」。取自明报新闻网网站: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60805/s00012/1470333425240,2016年8月5日。
20 《构思香港未来场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政策组,2017年5月10日,第v至vii页。
21 「中策组的未来报告:《血伞2043之长者占中》?」。取自香港01网站:https://www.hk01.com/article/104080/,最后更新日期2017年7月11日。
22 蔡胜男,「组织因应变革的决策制定途径~情境规划方法(下篇)」,《T&D飞讯》第二十七期,93年11月10日,第3页。
23 同22,第12页。
24 同22,第6至7页。
25 同20,第1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