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分析 | 社会流动及福祉 | 2018-07-27 | 《经济日报》

育儿需「父」干 家务分工患不均?



香港大学一项调查香港市民压力来源的研究指出,香港妇女生活压力的来源较男士多,也经历较多与健康、家庭或感情相关的压力,也更容易因压力影响生活满意度。[1]研究人员分析,结果可能和女性主要担当家庭照顾者的角色有关。[2]

虽然香港女性社经地位近数十年来一直提升,但社会传统观念依然令两性参与家庭事务的比例不均。参考本地及外国研究,一家人可以如何协商扶持,达至更平等分工?政策介入对鼓励两性平均参与家庭事务,推动家庭中的平等伙伴关系,又是否有帮助?

双职家庭家务两份分?

政府近年亦一直提倡家庭友善雇佣措施,鼓励雇主配合员工家庭需要,以灵活的工作安排及如设置哺乳间一类的生活支援,协助雇员平衡工作与家庭责任。灵活工作安排包括弹性工作时间、弹性上班时间、居家或遥距办公、职位共享等。[3]

这些雇佣措施诚然有助员工兼顾家庭,而且也没有限制使用者的性别,然而,在抱持「男主外女主内」观念的人眼中,男性恐怕「不应」是部分家庭友善雇佣措施的受惠者。

的确,根据2011年由妇女事务委员会进行的调查,在家庭事务上,香港仍存有一定的性别分工。例如,男性在家主要负责小型维修,女性则常被认定为照顾者,需要分担如照顾小孩、打扫及清洗衣服、买菜做饭、照顾长者等家务,高达七成女性需要负责照顾小孩。[4]

即使女性同样有工作在身,是家庭经济支柱之一,女性依然需要负责较多家务。数据与约十年前相比,比例相若。例如,在2013年,从事经济活动的女性中,有15.8%需要负责超过八成的家务,较2001年的13.2%上升了2.6个百分点。[5]不过,负责四至六成家务的百分比,也在同一时期由17.2%上升至21%[6],反映与家人平均分担家务的女性比例也有所增加。

但无论如何,在2013年,同样从事经济活动的两性中,男性所负责的家务比重中位数为10%,仍远较女性的30%少。[7]这些数据,侧面反映出香港女性担当家庭照顾者的角色仍然普遍。

「第三者」令男人无法插手家务?

单从上述数据来看,也许给予读者香港男士不做家务的观感。但实际上,男性近年负责的家务比重有所增加。

虽然完全不做家务而从事经济活动的男性,比例却由2001年的33.8%上升至2013年的38.5%,不过负责两成以上家务的男性,比例亦由2001年的29.1%,上升至2013年的35.9%。当中增幅最多的,是负责四至六成家务的群组,在12年间,上升了5.4个百分点。[8]

另一方面,一项在2007至2009年进行的本地研究中,所有受访妻子都承认丈夫较自己的父亲更愿意接手家务。[9]这些数据及回应,都反映香港男性有意识亦愿意投放更多时间在家庭工作上。

不过,即使男性愿意分担家务,也不一定能帮轻另一半,主要因为家里有「第三者」──婴孩。上述研究发现,「第三者」加深了家庭岗位的性别定型,令女性不得不成为家庭的主要照顾者。

孩子的选择 加强性别定型

同一研究中的多位受访者表示,相对父亲,他们的孩子较依恋母亲,亦较喜欢接近母亲。而且,不论孩子性别,他们多喜欢与母亲交谈,更常向母亲求助,晚上亦希望由妈妈陪伴入眠。研究指出,孩子的选择,令母亲无可避免地承担了大部分的育儿工作[10],亦合理化了家务分配不均的情况。[11]

根据研究,父亲被排除在外亦易感被「遗弃」,当他们多次尝试靠近孩子但失败之后,可能便不会再试图参与育儿,而只会停留于与孩子玩耍的层面上。[12]研究人员认为,孩子在观察父母行为时,会辨识到所谓「正确」的家庭分工,因此会因应不同需要向「正确」的一方求助。由于他们觉得「家庭」是母亲的领域,所以他们会在与「家庭」相关的工作上,寻求母亲协助,进一步巩固了父母在家庭事务中的性别定型。[13]

以上现象,仿佛是一条「有鸡先定有蛋先」的循环问题,最终都会令男性无法或无意参与育儿过程,变相令家务无法平均分配,加重女性压力。研究人员表示,即使需要照顾家庭的成员能得到高薪工作,但如果政策或措施无法解决因性别定型导致的家务分工问题,情况亦不会好转。[14]

以日本为例,尽管当地为家庭提供了全面的日间托儿服务,不过这些服务只是释放了女性劳动力,令她们可以从事有薪工作,而父亲依然没有参与育儿过程。[15]

父亲及早参与育儿 有助长远平等分工

上述研究反映,两口子在决定生儿育女前,除了需关心经济、住屋等因素外,亦宜将长远家庭分工模式列入考虑。过去亦有研究提出,受香港不少母亲羡慕、为母亲而设的欧洲长产假,会加强传统的分工角色。例如,在2007年德国改革育婴假政策前,其长达三年的育婴假,就令男性成为家庭经济支柱。[16]

虽然孩子的选择或会加剧分工不均的问题,不过,若男性及早参与育儿过程,以上情况实有可能避免。欧洲一项研究发现,男性如可及早和持续照顾新生儿,能令他们长远参与更多育儿工作,两性就更有机会均匀地分配育儿责任。相反,父亲在孩子出生后,愈早重回职场,愈易令母亲成为主要照顾者。[17]

香港在不久将来,会迎来为父亲而设的5天侍产假。[18]虽然日数不多,不过亦有助鼓励父亲参与育儿。熟能生巧,当父亲早日习惯照顾幼儿,而幼儿亦已习惯被父亲照顾,家事分工自然也能更具弹性。另一方面,假若双职新手父母认同上述的研究结果,同时希望长远家务分工可以更平均,不妨在侍产假以外,与雇主协商其他的工作安排,令父亲亦可有更多时候及机会,照顾新生儿。

政策介入能推动男性参与家庭事?

除了由父母主动要求外,政策介入又能否令男性更多参与家庭事务?以德国及挪威为例,某些形式的政策介入,有机会达到一定效果。

德国在2007年的育婴假措施改革中,除了让育婴补助由划一水平变为按薪酬高低调整外,亦引入额外津贴供父母同时选择放假的家庭领取。[19]津贴由最少300欧元至最多1,800欧元不等。[20]改革之后,使用育婴假的父亲,由2006年的3.5%,在两年内升至21%,到2015年时,更是接近30%。[21]

结果改革后,有年幼婴儿的妇女重返职场的数目上升,重新工作的时间亦愈来愈早。有评论归功于政策能鼓励父亲照顾新生儿[22],令伴侣二人更平等地分担家务。因为根据研究,母亲放愈长的育婴假,她负责的家务就会愈多,换言之,伴侣二人有相等的育儿假,就能更平等地分担家务,变相鼓励女性重回劳动市场。[23]

另一方面,挪威与德国相似,都是以津贴为诱因。挪威更硬性规定了父亲可享有的育婴假数量,在2017年,挪威为新生儿父母提供49星期的全薪津贴育婴假中,有10个星期属于父亲,这10星期假期亦不可转移给母亲,鼓励父亲使用育婴假。[24]

有学者认为,政策确保了育儿假如年假及退休保障等一样,都是父亲的个人权利,可由他自行决定何时行使,亦承认了父亲有养育和照顾孩子的责任。[25]此外,父亲的育儿假不能转让予母亲,加上全薪津贴,都令父亲们更愿意接受育儿假,担起喂奶换尿片的工作。[26]

政策成功有前提?

不过铜板有两面,德国有研究发现,改革虽然令父亲投放在育儿上的时间,每星期增加了一小时[27],不过,政策亦可能影响到男性的职场发展。美国及瑞典均有研究提到,照顾者往往面对较低薪酬及工作机会减少等「惩罚」,而相对女性,男性所受的「惩罚」更为明显。[28]这些后果,都不是政策介入就能纾缓,因此,贸然引入类似的政策,亦有一定风险。

联合国一个工作小组在讨论中亦提到,尽管挪威的家庭政策十分成功,但财政资源有限的政府甚难效仿。而且,当地政策反映了其文化价值观,由于视个人福祉及性别平等为公共责任,已成挪威的社会共识,因此政府能投放资源在家庭政策上。[29]这些因素,都是政策制订者需要考虑。

无论是新增的侍产假[30],还是延长法定产假至14周的检讨工作[31],以至目前正进行的「幼儿照顾服务的长远发展研究」[32],都反映了香港政府改善育儿环境的决心,相信长远而言,措施有助改善家庭分工。此外,政府也可探讨现时的家庭友善雇佣措施的成效,以助继续完善,同时不妨思考如何以不同方式,鼓励父亲与另一半分担育儿工作,培养习惯之余,改变社会风气。

1 「香港市民生活压力事件及生活满意程度调查」。取自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网站:https://www.med.hku.hk/tc/news/press/Hong_Kong_Stressful_Life_Events_and_Life_Satisfaction_Survey,最后更新日期2018年3月5日。
2 「调查:女性多为健康家庭承受压力 男性多因工作学业 (14:32)」。取自明报新闻网网站:https://news.mingpao.com/ins/instantnews/web_tc/article/20180305/s00001/1520229628016,最后更新日期2018年3月5日。
3 「家庭友善雇佣措施」。取自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https://www.gov.hk/tc/residents/employment/recruitment/familyfriendly.htm,最后更新日期2017年9月。
4 《香港的女性及男性对妇女在家庭、职场及社会的地位的看法调查 调查结果摘要》,妇女事务委员会,2011年9月,第3页。
5 「主题性住户统计调查 第56号报告书」,政府统计处,2015年7月,第108页;「主题性住户统计调查 第十四号报告书」,政府统计处,2003年9月,第105页。
6 同5。
7 同5。
8 同5。
9 Lake Lui, Re-negotiating Gender: Household Division of Labor when She Earns More than He Does (Dordrecht: Springer, 2013), 132.
10 同9,第86页。
11 同9,第87页。
12 同9,第92页。
13 同9,第93页。
14 同9,第133页。
15 同9,第134页。
16 Mareike Bunning, "What Happens after the ‘Daddy Months’? Fathers’ Involvement in Paid Work, Childcare, and Housework after Taking Parental Leave in Germany,"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31 (2015): 745-746, doi: 10.1093/esr/jcv072.
17 Erin M. Rehel, "When dad stays home too: parternity leave, gender, and parenting," Gender and Society, Vol. 28, No. 1 (2014): 126-127.
18 「《2018年雇佣(修订)条例草案》今日刊宪」。取自政府新闻公报网站: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806/15/P2018061400698.htm,最后更新日期2018年6月15日。
19 同16,第740页。
20 "German parental leave - your guide," The Local, https://www.thelocal.de/20140113/german-parental-leave-our-guide, last modified January 13, 2014.
21 同16,第740页。
22 "Financial and Social Support," Berlin.de, https://www.berlin.de/willkommenszentrum/en/families/financial-and-social-support/, accessed July 6, 2018.
23 Sören Hoyer, "Towards an Equal Partnership in Families. How European States Promote Father Involvement in Family Work," Observatory for Socio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Europe, March 2018, p. 14.
24 同23,第11页。
25 同23,第11至12页。
26 Sören Hoyer, "Towards an Equal Partnership in Families. How European States Promote Father Involvement in Family Work," Observatory for Socio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Europe, March 2018, p. 12; Albrecht, Clara, Anita Fichtl and Peter Redler, "Fathers in Charge? Parental Leave Policies for Fathers in Europe", ifo DICE Report 15 (1), 2017, 50–51.
27 同16,第747页。
28 同16,第747页。
29 "Not so low fertility in Norway — A result of affluence, liberal values, gender-equality ideals and the welfare state," United Nations, http://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events/pdf/expert/24/Policy_Briefs/PB_Norway.pdf, last modified November 2015.
30 王淑君,「政府送父亲节礼物? 今刊宪建议男士侍产假由3日增至5日」。取自香港01网站:https://www.hk01.com/article/199770,最后更新日期2018年6月15日。
31 「法定产假拟延长至14周 罗致光称检讨工作年底前完成」。取自香港电台网站:http://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392300-20180420.htm,最后更新日期2018年4月20日。
32 「幼儿照顾服务的长远发展研究」,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立法会CB(2)1720/17-18(07)号文件,2018年7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