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分析 | 社会流动及福祉 | 2019-06-15 | 《信报》

建立友善雇佣文化 消除职场「过劳」



相信很多打工仔也曾有百般不愿上班的念头,有人觉得这是躲懒,但世界卫生组织(世卫)告诉我们至少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抱有这念头的人已经工作过劳。该组织早前把「过劳」(burnout)列为「职业现象」(occupational phenomenon)[1],本港随即掀起讨论,包括应否立法,把由工作压力诱发的疾病或「过劳死」界定为「职业病」,以厘清补偿责任,加强雇员的保障。

这类讨论,当然难以期望在短期内取得社会共识,毕竟「过劳」成因众多,要全数归咎于工作压力,并不容易。不过,如果我们能厘清一些关键概念,香港在这个劳工议题上,仍有望找到合适的定位。

「过劳」三大征状:疲惫、消极、效率低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何谓「过劳」。「工时长、压力大」,似是很多本地打工仔的写照。虽然打工仔愿做愿捱,争取表现,属人之常情,但若然赔上健康,或出现世卫所指的「过劳」,则应另作别论。

世卫早年把「过劳」列入《国际疾病分类》第十版(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10,简称ICD-10),指其为「极度疲惫的状态」(State of vital exhaustion)。[2]直至近期,世卫新修订的《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版(ICD-11),把「过劳」更仔细地列为「职业现象」,并定义为因长期受工作压力困扰,但未能妥善管理,而导致的综合病症。[3]

ICD-11指出,「过劳」有三大征状,包括:(一)感到筋疲力竭;(二)心理上与工作的距离加深,或对工作抱有非常消极的态度;以及(三)工作效能下降[4],即假如医生发现病人出现以上三项征状,便可诊断为「过劳」。[5]这种现象的定义,只适用与工作有关的问题,并不适用于其他范畴的经验。[6]

「过劳」可压垮雇员情绪 企业也要付出代价

从上述世卫的解释,我们不难发现「过劳」并不只是体力透支,还关乎人们的精神状态,而且与工作压力有莫大关系。人体的肾上腺皮质(cortex of the adrenal glands),在正常情况下会适时分泌一种名为「皮质醇」(cortisol)的荷尔蒙,再由血液输送至身全身,以用作对抗外来的压力。

一般而言,皮质醇的水平于每日早上起床时为最高,之后逐渐下降,让人在早上时段更有动力应付工作,这个机制被称为「昼夜节律」(diurnal rhythm)。[7]当人们遇上突如其来的压力,身体也会额外分泌皮质醇,让人们适当地应付。

不过,假如体内的皮质醇长期处于高水平,或难以调节皮质醇分泌,便有机会出现多种情绪问题,包括焦虑及抑郁。[8]

瑞典卡罗琳医学院的多名学者,早前邀请110人参加实验,并把其中40名连续数年每星期工作60至70小时、已被诊断为有「过劳」征状的人士被编为一组;其余70名没有长期受到压力或病患困扰的人士则被编到另一组。[9]

过程中,所有参加者均需接受关于处理负面情绪的测试,以及利用功能性磁力共振(functional MRI),评估脑内不同区域的连结状况。结果发现,已被诊断为「过劳」组别的参加者,其脑内能左右恐惧及愤怒情绪的杏仁核(amygdala),体积较大之余,与脑部其他区域的连结也明显较弱。这项结果同时印证,为何已被诊断为「过劳」组别的参加者会较难调节负面情绪。[10]

工作压力过大,不仅会拖垮打工仔,亦会对公司带来沉重的成本。有意见认为,被过分催谷的优秀员工,可能会因「过劳」而辞职。有美国研究中心的调查指出,企业寻找合适人选填补离职员工的空缺,成本相当于该职位薪金16至213%。[11]

两成港人认为长工时是工作压力主要来源

员工「过劳」,劳雇皆输。要对症下药,必须找出压力的来源,防微杜渐。在香港,工联职安健协会早年透过网上问卷,成功访问了773名受访者[12],19%认为工作压力主要来源是「必须长时间的工作」,比例属15个选项之中最多;另有10.5%觉得「公司的士气与组织气氛」是工作压力的主因。[13]

港人工时长,可谓闻名于世。瑞银集团于2016年分析全球71个城市的雇员平均工作小时,位居榜首的香港,平均每人每周工作50.1小时,较第二位的孟买(43.8小时)多逾6个小时。[14]而根据政府统计处的最新数字,去年5至6月,本港雇员的每周工作时数中位数为44.3 小时[15],其中从事保安服务业的打工仔,每周工时中位数更达60小时。[16]

工作压力诱发病症 在港不属「职业病」

鉴于近年有不少在工作期间并非因意外而死亡的个案[17],有关注劳工权益的立法会议员日前向政府提问,会否把由工时长或压力诱发的精神、情绪或生理疾病,列入《雇员补偿条例》所涵盖的「职业病」,甚至研究在条例下订立「过劳死」的法律定义,以及雇主的相关补偿责任。[18]

局方回应时引用国际勞工组织对「职业病」的定义,是指某种疾病与病患者的职业存在明确关系,并称现时国际间没有公认的医学证据,确立长工时或由此引伸的压力,会直接引致某种疾病。[19]至于「过劳死」,局方亦称现无国际公认定义,劳工处已委托职业安全健康局于去年第一季开始,研究及分析雇员在工作地点,因心血管病或脑血管病发死亡的个案,预料需时三年完成,之后会视乎研究结果和国际发展,考虑是否有明确的基础,把「过劳死」列为「职业病」。[20]

虽然工作压力诱发的疾病或「过劳死」,在香港并不属于「职业病」,但某些国家却另有取态,例如拉脱维亚已把「过劳」列为「职业病」;丹麦、法国等国家亦有雇员因「过劳」而获得补偿的个案。[21]

日本厚生劳动省早年更把「过劳死者」定义为,由工作过劳引致心血管疾病而死亡的人,或工作精神压力过重而自杀的死者。[22]根据相关法例,雇员死亡前一个月加班超过100小时,或在死亡前六个月内,连续两个月加班达80小时;以及自杀前一个月加班至少160小时,或自杀前连续三个月加班逾100小时,便可界定为「过劳死」,死者家属有权向雇主索偿。[23]

各地政府出招保障打工仔健康,态度值得肯定,但要准确落实有关政策,殊不简单。毕竟压力无处不在,除了职场外,也潜藏在私人生活中,例如照顾患病的家人、投放时间进修等,都可能加重打工仔的压力。同样地,打工仔没有分配足够时间休息,也有多种原因,可以是工作时间过长,也可以是沉迷打机或追看剧集等私人活动。在可能性众多的情况下,将问题尽数归咎于工作,举证上恐怕甚为困难。

加强情绪支援 深化友善雇佣文化

举证困难是一回事,职场压力引致的情绪问题,却不容忽视。智经于2017年发表研究报告,建议政府整合各区的情绪和精神健康服务,以社区为本的原则,结合社福机构和家庭医生,建立「职业健康支援及协作清单」网络,并提供资源,确保每区的服务足以支援有需要人士。[24]

智经在该份研究中又指出,制订工作与生活平衡措施时,其中一个方向是为雇员提供更具弹性的工作安排,包括工作时间、工作空间和工作模式的灵活性。[25]就此,智经建议在劳工及福利局下成立「推展友善雇佣文化专责委员会」,统筹相关政策部门、法定机构、雇主和雇员代表等,推动官、商、劳三方合作,制订政策的推广方向,以及定期检示弹性雇佣措施的普及程度和政策推广的成效。[26]

其实,不论在香港还是其他地方,每个工作岗位均有其挑战及压力。打工仔埋首工作之余,亦应顾及身心健康,找出适合自己的减压方法,并且从工作中寻找乐趣。在工作与生活之间取得平衡,方能克服挑战,精益求精。

1 “Burn-out an ‘occupational phenomenon’: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ttps://www.who.int/mental_health/evidence/burn-out/en/, last modified May 28, 2019.
2 “ICD-10 Version:2016,”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ttps://icd.who.int/browse10/2016/en#/Z73.0, accessed May 30, 2019.
3 同1。
4 同1。
5 Irina Ivano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lassifies work ‘burnout’ as an occupational phenomenon,” CBS News, https://www.cbsnews.com/news/world-health-organization-classifies-work-burnout-an-occupational-phenomenon-2019-05-28/, last modified May 28, 2019.
6 同1。
7 “Cortisol,” You and your hormones, http://www.yourhormones.info/hormones/cortisol/, accessed June 10, 2019.
8 同7。
9 Alexandra Michel, “Burnout and the Brain,” https://www.psychologicalscience.org/observer/burnout-and-the-brain, last modified January 29, 2016.
10 同9。
11 “Why You Need to Worry About Employee Burnout,” Business.com, https://www.business.com/articles/why-you-need-to-worry-about-burnout/, last modified November 10, 2017.
12 「香港在职人士工作压力调查」,工联职安健协会,2017年3月,第7页。
13 同12,第31页。
14 Shadow Li, “HK has longest working week of 71 cities,” China Daily Asia, https://www.chinadailyasia.com/hknews/2016-05/25/content_15439024.html, last modified May 25, 2016.
15 「2018年收入及工时按年统计调查报告」,政府统计处,2019年3月,第79页。
16 同15,第88页。
17 「立法会四题:防止雇员因工作过劳而猝死──附件一」。取自政府新闻公布网站: http://gia.info.gov.hk/general/201902/27/P2019022700458_304802_1_1551246999523.pdf,最后更新日期2019年2月27日。
18 「立法会一题:保障工时长或工作压力大的雇员的劳工权益」。取自政府新闻公布网站: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905/29/P2019052900429p.htm,最后更新日期2019年5月29日。
19 同18。
20 同18。
21 Andrea Lastovkova et al., “Burnout syndrome as an occupational disease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 exploratory study,” Industrial Health 56 (2018), p.160.
22 Danielle Demetriou, “'Death from overworking' claims hit record high in Japan,” The Telegraph, April 4, 2016,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2016/04/04/death-from-overworking-claims-hit-record-high-in-japan/.
23 同22。.
24《工作与生活平衡:由推动弹性雇佣措施做起》,智经研究中心,2017年1月,第67页。
25《工作与生活平衡:由推动弹性雇佣措施做起》,智经研究中心,2017年1月,第10页。
26 同24,第64至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