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分析 | 公共行政及法制 | 2014-01-13 | 《星岛日报》

道歉不是「sorry law」



申诉专员年中向立法会递交《香港申诉专员第二十五期年报》,建议政府部门及公营机构对道歉持更开放态度。政府早前回应指,律政司已于2012年底成立调解督导委员会,研究应否制定道歉条例,以便个人、私人团体、政府机关及公共机构在法律上可以更灵活处理道歉事宜。

2012年南丫岛发生海难,海事处考虑到法律风险,事发半年才肯道歉,引起死者家属和公众不满。香港电台早前访问了500多人,超过三成受访者期望,有关的官员和部门对成立的投诉个案道歉;近七成人认为官员道歉能够减低投诉人与政府之间的矛盾,而不会削弱管治威信。[1]

过去五年,申诉专员接获的公营部门行政失当投诉个案,维持在每年约5,000宗,即平均每日约14宗。2012年完成处理的2,285宗投诉中,仅15.2%(347宗)的个案获道歉,其中八成半(296宗)是由公署介入后才获道歉。[2]

道歉减低成本?

政府、公营机构抑或个人对道歉行为的犹疑,可能是害怕影响形象,也担心要承担法律责任。面对两难,一些实行普通法的地区,多年前引入道歉法例。现时逾三分之二的美国州分、澳洲以及加拿大多个省分都已通过道歉法。

在美国,过往医生为免道歉内容被用作呈堂证供,可能选择缄默,导致与病人关系恶化。为此,麻省于1986年实施了国内首部《道歉法》。

在澳洲,道歉法例的倡议源自1980年代末。遇到医疗疏忽,患者早年通常会提出诉讼,牵涉巨额保费索偿。这些费用有增无减,当地政府多次试图改革诉讼法(tort law reform)仍未见改善。2002年澳洲最大医疗保险商United Medical Protection宣布清盘,更一度令当地医生无法支付高昂保费。澳洲健康部长咨询委员会(Australian Health Ministers' Advisory Council)认为要减少保费和赔偿,可由降低诉讼机会入手,道歉正是其中一种可行方式。[3]

究竟道歉法是否真的能够减低赔偿金额和司法成本?美国肯塔基州的研究指,《道歉法》实施后平均赔偿金额大幅减少。[4]美国Veteran’s Administration、密西根大学和其他多个医学中心也指道歉有助节省诉讼费用;法官和陪审员在处理行为失当的案件时,也倾向同情主动道歉的被告。

美国密西根大学医学中心(University of Michigan Health System)多年前鼓励犯错医生道歉,结果发现相关诉讼或准备提告的个案由2001年的260多宗减至现时的100宗,相关司法成本自1997年以来也大幅降低一半以上。该中心比较了2001年至2002年七宗医疗失当案件的不同处理方式,发现如果全部案件提上法庭并被判罪成,相关成本高达800万美元,和解则只需250万。[5]

道歉法听来吸引,但并非没有争议。有观点认为,道歉法的引入反而会增加诉讼机会。同样以美国的医疗疏忽为例,有文章称当地多数经历医疗疏忽的病人,本来不会采取法律行动,因为这些患者根本不知道疏忽的真正原因。医院道歉,或者说医生与病人增强沟通,反而可能唤醒那班受害人的维权意识,令诉讼案件增加。[6]

此外,在医疗疏忽案件中,受害人可要求取得合法赔偿。道歉法例却不保证赔偿一定合情合理,赔偿低于标准,可能只是将本应由医疗机构承担的额外治疗成本和其他损失,转为患者自行承担,或由家人和其他机构支付。简单来说,社会成本的减少,有时是建筑在患者权益的「牺牲」。

定义「道歉」

回到香港,由于各个司法管辖区(jurisdictions)的道歉内容及影响可能不尽相同,讨论道歉法例之前,先要厘清「道歉」的法律定义。美国各州分的《道歉法》分为两类,部份道歉法(partial apology)包括遗憾、同情或慰问;完全道歉法(full apology)则在此之上,将承认过失和责任也纳入保护范围。

加拿大于2006年通过《道歉法》,首先在卑诗省实施,道歉言辞事后不会被呈上法庭。而澳洲新南威尔斯州于2002年通过的《民事责任法》(Civil Liability Act),则列明道歉不等于承认错误,不能视作判断是否犯错的因素,也不能被视为呈堂证供。英国的英格兰和威尔斯也设有《赔偿法案》(UK Compensation Act 2006),稍有不同的是,法案并没有对「道歉」作出定义,并列明不应将道歉视作承认疏忽或违反法定责任。[7]

保障了谁?

本港虽未有正式道歉条例,但在Ma Bik Yung v Ko Chuen [2000] 1 HKLRD 514一案中,终审法院曾对「道歉」的定义作出简单指引:即言辞表达歉意,并私下或公开承认过错。[8]该案中,一名乘坐轮椅的女乘客依据《残疾歧视条例》向涉嫌歧视及骚扰她的的士司机提出诉讼,并要求司机作出道歉。经过多番法庭辩论,终审法院裁定被告骚扰行为罪成。不过法院认为如果被告司机没有懊悔之心,道歉亦非发自真心,因此没有命令的士司机道歉。法院同时表明,如果司机不道歉,赔偿金额便会提高。参照终院的观点,法院要求被告人作出道歉的前提是,道歉理应由衷,不能侵犯被告的言论和思想自由。若被告不道歉,可加重惩罚。

另外,即使引入道歉条例,法例的条文应否纳入去年一月生效的《调解条例》,还是以独立的法例处理,同是需要处理的问题。律政司现正就此研究。

对于社会,道歉与否既属是非题,也是政治。政府和公营机构处理涉及公众利益的投诉时,道歉不只是责任承担,也有助纾缓舆论压力,避免拖低民望,窒碍公共行政。对于个人,一句「对不起」亦可减轻受害者伤痛。当然,受害人或者公众需要的不只是「符合法例要求」的道歉动作。敷衍说声「sorry law」,十分容易,改善的诚意和决心,才是难能可贵。

 

[1]「市民对投诉政府部门或公营机构的看法调查报告」,香港电台,2013年7月。
[2]《香港申诉专员第25期年报》,申诉专员公署,2013年6月。
[3] Vines, P 'Apologies and Civil Liability in the UK: a view from Elsewhere' (2008) 12(2)    Edinburgh Law Journal 200-230
[4]「道歉有『法』 有错爽快认」,《香港经济日报》,2013年9月18日。
[5] The Michigan Model: Medical Malpractice and Patient Safety at UMH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Health System, retrieved 19 December 2013. http://www.uofmhealth.org/michigan-model-medical-malpractice-and-patient-safety-umhs#summary.
[6] Rebecca Dresser, “The Limits of Apology Laws,” Hastings Center Report 38, no. 3 (2008): 6-7.
[7] 同4。
[8]‘To apologise is simply to say sorry. An apology is a regretful acknowledgement of a wrong done. It can be made privately or publicly.’ Ma Bik Yung v Ko Chuen (appeal), [2002] 2 HKLRD 1, CFA. http://legalref.judiciary.gov.hk/lrs/common/search/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jsp?DIS=33042&QS=%28%7BFACV25%2F2000%7D%7C%7BFACV000025%2F2000%7D+%25caseno%29&TP=J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