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分析 | 环境生态及能源 | 2014-01-22 | 《经济日报》

天空今天有点灰



去年岁末,一艘载有52名游客及科学家的探险队奔赴南极,打算搜寻全球暖化导致冰川融化的证据,怎料船只深陷冰层,连中国派往营救的破冰船也一度受困。此时正值南极夏季,气温升高理应令冰层消融,但有指风向多变使松散的浮冰挡住船只[1],大自然可谓幽了人类一默。

长期以来,人类活动释放出的温室气体正逐渐导致极冰融化。[2]这些温室气体中,除大气层中的水气,主要包括工业生产、交通运输或发电厂产生的二氧化碳、臭氧、一氧化氮等。

废气来源:工业、运输、发电

在香港,由于工业生产息微,人类活动释出的温室气体,主要来自交通运输和发电厂。2010年本港温室气体排放量超过4,150万公吨二氧化碳当量,最大排放源头来自发电,占66%,另外17.8%为交通运输工具产生的温室气体。[3]

另外,据《2011年香港排放清单报告》,本地五类主要空气污染物中,氮氧化物及一氧化碳的排放量最高,分别为11.4万吨、6.85万吨。当中氮氧化物主要来自水上运输(33%)、道路运输(29%)及公用发电(26%);一氧化碳的排放则源自道路运输(67%)和水上运输(18%)。[4]

过去多年,香港政府已针对工业生产、发电厂和交通运输三大空气污染物源头,推出多项减废措施,例如在1990年代禁止使用高硫燃料作工业用途,以及立法收紧发电厂在2017年后的排放上限。

在交通运输方面,为减少来自柴油车辆的空气污染物,政府2000年代起资助全港的士和公共小巴逐步由柴油驱动转用石油气驱动。目前差不多全港的士和66%的登记公共小巴已改用石油气。[5]去年10月底,香港共有133,704辆已登记柴油商业車,当中约82,005辆属欧盟四期以前。[6]立法会已通过新的空气污染管制规例,于2016、2017、2018及2020年,渐次淘汰欧盟前期和一至三期的柴油商业车。[7]可以预期,出自柴油车辆的废气将会减少。

整体污染物减少 二氧化氮浓度上升

事实上,相较于1999年,繁忙地区路边的主要空气污染物浓度在2011年已下降不少:可吸入悬浮粒子、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浓度依次减少了33%,56%和28%。[8]

不过,二氧化氮浓度却在2008至2012年间增加上升了20%[9],引致路边空气污染指数达致「甚高」的日数有所增加。对比2012年首六个月与2006年全年空气污染趋势, 本地二氧化氮水平上升了3%,同时间珠三角地区则下降两成[10],可见香港的二氧化氮污染物主要源自本地。

本地二氧化氮排放上升,可能跟安装在汽车、可以减少污染物排放的催化还原器(Catalytic Convertors)老化有关。催化还原器需要定期更换,一般为18个月,否则会排放浓度极高的污染物。[11]美国加州空气资源局(CARB)早于1975年已将催化还原器作为汽车排放控制计划的一部份推出,而自1979年起,所有加州出售的车辆必须安装催化还原器。[12]

在香港,包括二氧化氮在内的氮氧化物,有40%来自催化器老化的石油气的士和石油气公共小巴。[13]目前本港80%的石油气的士和近半石油气公共小巴的催化器已经损耗[14],政府将出资更换。大型巴士方面,专营巴士服务商表示只有柴油发动机才能驱动双层巴士爬上陡峭的山坡,并为空调系统提供足够能源,因此仍然使用柴油。[15]政府近年资助专营巴士加装选择性还原器,以及规定自今年2月起登记的柴油商业车须于15年内退役,相信能带来一些改善。

至于另一个氮氧化物的重要源头──水上运输,行政长官梁振英在新发表的施政报告重申,会于短期内提交法例至立法会审议,将本地船舶使用油的含硫量上限,由0.5%降至0.05%。环境局亦会于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法案,规定远洋轮船在香港泊岸后转用低硫柴油。[16]

威胁健康

减废政策不断出台,可惜到现时为止,空气污染仍然困扰港人,甚至到达一个威胁健康的地步。健康空气行动估计,过去五年香港每年有逾3,000人因空气污染提早死亡。[17]港大公共卫生学院2008年推出的「达理指数」也显示,2012年空气污染导致3,096人提前死亡。[18]若以与空气污染相关的疾病负担(求诊成本、交通费用等)和生产力损失(因生病或提早死亡而缺席工作,所引致的生产力损失)推算,2012年造成的具体损失及无形损失分别为33亿元及363亿元。去年则为33亿元及371亿元。[19]

为向易受空气污染影响人士(如儿童及长者)、户外工作雇员,以及一般市民提供参考,环境保护署今年以「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取代沿用了18年的「空气污染指数」。指数反映四种空气污染物,即臭氧、二氧化氮、二氧化硫和粒子(可吸入悬浮粒子及微细悬浮粒子)的浓度。

与「空气污染指数」相比,新指数加入量度对健康影响甚大,直径只有2.5微米,俗称PM2.5的微细悬浮粒子污染物;又参照世界卫生组织的空气质素指引,收紧了空气污染物浓度标准。结果新指数使用头几日,部份地区的指数爆灯,健康风险落入最差的「严重」级别(「10+」),其他监测站也录得的健康指数也低于正常水平。

地区问题 地区解决?

空气不似预期,有人会归因于减排不力。再引伸的问题是,政府多年来已推出多项减排措施,继续依赖政府推动本地减排,效果能否显著?举一个例子,2011年底生效的停车熄匙条例,实施两年来,共3,070辆空转引擎的车辆被执行计时程序,但只有86名违例司机被要求罚款,其余则熄匙或驶离现场。[20]有人会认为以上例子反映了执法不力,致令法例成效不彰,但试想想,两年来空转引擎的车辆何止3,000,若要严厉执法,不止涉及大量人力,亦可能扰民,得不偿失。

停车熄匙可以减少制造废气,以上举子只想说明,在某些范畴,政府可以做的相当有限。政府也承认,停车熄匙条例的效果并不明显,重申应从减少路面柴油商业车辆和珠三角区域的废弃排放入手,改善整体空气质素。[21] 这种说法带出了以本地政策应付空气污染的另一局限──对于香港,本地空气质量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依旧取决于珠三角地区的污染物排放。环境局副局长陆恭惠曾在访问中表示,「即使香港明天可以停止一切活动,我们仍然无法达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因为还有我们的邻居在排放。」[22]地区问题不能地区解决,因为有问题的不只香港特区,还有她的邻居。

「喂人民服雾」

香港的邻居,是中国内地。中国现时的煤炭消耗量占据全球一半以上,燃煤和汽车尾气被认为是引起空气污染的主因。[23]近年内地政府已削减了二氧化硫排放量,兴建清洁能源工厂,并为煤炭设置一定限制。不过目前减排方法都只是在转换燃烧方式,燃烧的额度并未减少。有内地媒体预言,今年燃烧和排放的总量一定会上升。燃烧多,排放多,雾霾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去年年初,内地的持续雾霾天气便席卷十多个省市,影响约6亿人口。

前中国卫生部部长陈竺最近发表的文章估算,中国每年因室外空气污染导致的提前死亡人数在35万至50万之间。[24]另一份报告《2010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指,2010年,因空气污染,中国有120多万人过早死亡。北京市卫生局称,2002年每10万名北京居民中肺癌发病人数为39.56,到了2011年,数字增至60.09。[25]

去年国家卫生部门提出以三至五年时间,在内地多个地区建立空气污染(雾霾)健康影响监测网络,了解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部份省市也各自推出针对性措施,如北京市发布空气污染红色预警时(即预测未来持续三天出现严重污染),机动车将实施单双号限行。

跨地域合作

减排无期,可有折衷方案?上月,四川成都某间医院开设内地首家「雾霾相关疾病门诊」,专治空气污染引起的各种疾病,刚开始一周接诊100多人。一名内地记者以「过敏性鼻炎」为由暗访求诊,当问到有何处方,医生挥笔开出妙药:去三亚,「因为三亚空气好,水好,去了就缓解」,更美其名曰「异地疗法」。[26]

无奈的是,在空气污染问题面前,无人能够独善其身,空气污染并已非区域性问题,还会蔓延至其他地方。中国北方的雾霾可以传至东部及南部,甚至影响邻近日韩;处于北美下风向的欧洲,也要接收来自美国的空气污染物。[27]去年印尼出林大火,烟雾席卷「花园城市」新加坡,令新加坡的空气污染达近年最差水平。「霾」字甚至被狮城人评为年度汉字。

解决区域性烟雾问题,需要跨地域政府合作。区域空气监控网络一早流行于日本、欧洲等地。欧洲于上世纪70、80年代开始合作减轻跨界空气污染,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中已有24个成员国家共同参与一项应对空气污染的EMEP计划,通过各国100个监测站测量及通报空气污染物。

战后的日本经济发展迅速,但也为此付上了健康代价。上世纪60年代,位于工业核心带的三重县四日市曾因硫氧化物导致空气污染,令当地及周边居民出现哮喘等呼吸系统疾病。1962年日本政府于主要城市如东京、大阪以及其他工业区启用空气污染监测系统,并在6年后颁布了《大气污染防止法》(Air Pollution Control Act)。2004年全国已有1,487个监测站点监测硫氧化物,另分别有近2000个监测氮氧化物及悬浮粒子。数据显示,1965至1984年二氧化硫浓度显著下降八成。[28]

回到香港,政府与广东省政府自2002年起合作改善区域空气质素,并订立2015年及2020年的减排目标。此外,两地政府于2005年建立了粤港珠江三角洲区域空气监控网络,包括16个空气质量自动监测子站,又发表年度报告公布空气质量。根据珠三角空气监控网络监测结果,2012年的区域空气质量指数值为84.4%,属于 I-II 级水平,符合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且高于2006年的68.38%,反映空气质量有所改善。

目前距离政府许下的2020年减排承诺尚有五年多,高污染柴油商业车届时将被淘汰,巴士路线重组也有望减低路边空气污染,政府亦正检讨发电燃料组合比例,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香港能否拨开雾霾见青天,不仅要「修身齐家」,更需积极参与跨地域讨论,分享减排经验,一起找回清澈蓝天。

 


1  Henry Fountain, “Still Stuck in a Climate Argument,”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7, 2014. http://cn.tmagazine.com/living/20140107/t07ice/
2  John Turner, “Research ship trapped in Antarctic ice because of weather, not climate change,” The Guardian, January 3, 2014.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jan/03/antarctica-ice-trapped-academik-shokalskiy-climate-change
3 《按排放源划分的香港温室气体排放量》,环境保护署,2013年4月15日。
4 《2011年香港排放清单报告》,环境保护署,2013年3月。
5  同上。
6 「立法会十六题:淘汰高污染柴油商业车」,政府新闻处,2013年12月4日。
7  同上。
8 《香港的环境——空气》,环境保护署,2013年12月23日。
9  Keith Bradsher, “Hong Kong Finds Switch to Cleaner Fuels Has Flaws,”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4, 2013.
10《2012年香港空气质素年度检讨》,健康空气行动,2013年1月。
11 同9。
12 Lynne Curry, “CALIFORNIA AIR RESOURCES BOARD - Improving Air Quality in a Growing Economy:Lessons for Hong Kong & the Pearl River Delta,” Civic Exchange, February 2012.
13《香港清新空气蓝图》,环境局,2013年3月。
14 同4。
15 同9。
16《二零一四年施政报告》,2014年1月15日。
17“Talking point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anuary 10, 2014.
18 达理指数,http://hedleyindex.sph.hku.hk/html/tc/
19 同上。
20「立法会六题:《汽车引擎空转(定额罚款)条例执法工作」,政府新闻处,2013年12月18日。
21 同上。
22「香港清洁能源计划带来意外污染」,纽约时报中文网,2013年11月4日,http://cn.nytimes.com/china/20131104/c04hongkong/zh-hant/
23「环保部:中东部大面积灰霾系燃煤尾气污染所致」,《北京晨报》, 2013年12月5日。
24 Zhu Chen, Jin-Nan Wang, Guo-Xia Ma and Yan-Shen Zhang, “China tackles the health effects of air pollution,” The Lancet, Volume 382, Issue 9909, Pages 1959 - 1960, 14 December 2013.
25「2013:中国环境为何持续恶化」,FT中文网,2013年12月20日。
26「问诊『雾霾门诊』异地疗法:去三亚」,《南方周末》,2014年1月9日。
27 Kate Galbraith, “Worries in the Path of China's Air,”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6, 2014.
28 Hirokazu Fukushima, “Air pollution monitoring in East Asia – Japan’s role as an environmentally advanced Asian country,” Science & Technology Trends Quarterly Review, No. 18 (2006):58-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