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分析 | 教育及人力資源 | 2014-05-14 | 《經濟日報》

勞力是無止境



有傳法國要立例禁止僱員六點後接聽上司來電,瑞典城市哥德堡亦試驗將公務員的工作天辦公時間減至六小時。雖然法國的所謂立例,只是高科技及顧問行業工會與僱主訂下的工作協定,好讓連續工作13小時的日薪僱員,下班後毋須接聽工作來電或收發公司電郵[1];哥德堡的實驗,最終也不知會否成為常規,但不時要加班工作的香港打工仔看在眼裏,難免慨歎這些機會不是我的。

多勞未必多得

無論如何,跟法國比較,港人的工時確實頗長,平均每周達45.7小時[2],多法國人10.7小時,差不多是一個工作天。不同地域各有各做,本來無謂比較,但就算是最嚴苛的僱主和最拼搏的員工,也會明白多勞未必多得。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2012年的數據,每名希臘人一年平均工作2,034小時,屬經合組織成員中第二高;反而經濟表現較佳的德國,人均工時每年僅為1,397,稍高於最少的荷蘭(1,381小時)。[3]

一個多勞少得,另一個少勞多得,只因兩地的人均生產力存在極大差異。再參考經合組織的生產效率數據,在2012年,一名德國人每工作一小時的生產值為49.2美元,較希臘人的28.5美元高72.6%。[4]工時與產出成反比,並非個別例子。2012年人均工時最短的四個國家(荷蘭、德國、挪威、法國),均擠身生產效益最高的十國;工時最長的四個國家(墨西哥、希臘、智利、俄羅斯),除了希臘(列11位),皆屬生產效益最低的十國。

由此可見,工時長短只是左右生產力的其中一個因素,更非決定性因素。畢竟除卻工時,產業結構、勞動模式、技術,以至文化差異,均會影響一地的生產力。一國人民工時過長,有時只反映該國缺乏其他生產要素,唯有將勤補拙。

貧者愈悠,富者愈勤?

至於發達國家,生產技術普遍高,打工仔少做多享受,似乎合情合理,但原來這也非必然。早前《經濟學人》刊登的一篇文章,便為收入與工時的關係提出另一種解讀。[5]

該篇文章引經據典,指出今時今日的美國,賺得愈多的打工仔,空閒時間反而愈少。文章假設教育程度愈高,收入也愈多,然後藉着對比一個人的教育程度與工時的相關性,找出收入與工時的關係。結果發現,教育程度較高的人,過往工時的確較短。但只是過往。自2005年起,兩者關係開始逆轉,到2013年,擁有大學學位的打工仔,已較未有取得高中文憑的人,每天多做兩小時。

做到無停手,皆因工作有意義?

有自唔在攞苦嚟辛,作者的解釋之一,是時薪愈高的人,減少工時的「犧牲」也愈大。兩害取其輕,為求減少薪金「損失」,他們情願少點悠閒。道理說得頭頭是道,但如果這是金科玉律,何解只出現於近年美國?作者解說,這是因為收入兩極化和全球化經濟的「勝者全取」特質,令高薪者與低收入人士的入息差距愈拉愈闊。收入兩極化,兩者減少工時的「犧牲」,分野亦更為明顯。為了繼續成為全取的勝者,高薪人士「迫於無奈」,只好埋頭苦幹。

以上解釋聽來有點悲情,但作者馬上提出另一個叫人心安理得的解讀。他指出,在舊社會,悠閒是身份象徵,富人悠閒,可彰顯地位,也可把時間花在其他較有意義的地方,毋須為刻板重複的工作浪擲光陰。但時移世易,知識型經濟催生大量能夠帶來滿足感的工作。與這些「充滿意義」的工作相比,悠閒顯得游手好閒。因此即使是富人,也願意減少悠閒,換取工作上的滿足感。

如此理解打工仔自願加班,相當有趣,但認真看待,可能就會輸了。正如作者所言,美國低薪者的工時較短,可能只是無工可做,被迫悠閒。何況放諸香港,低收入與高工時仍是如影隨形;收入高而工時長,亦非普遍現象。根據統計處數據,以職業組別劃分,時薪最高的「經理、行政級人員、專業人員及輔助專業人員」[6],每周工時的中位數為42.6小時[7],是所有職業組別中最少的一群,就算以第75個百分位數作參考,工時(每周47.7小時)也較其他職業組別短,可見超長工時的高收入人士,在香港仍屬少數。而這些少數,例如醫生,也不見得會為了工作充滿意義而長時間診症。

平衡之道 有數得計

怎說也好,不管入息高低,工時長短始終會影響其他生活追求,乃至家庭及精神圓滿。這些都關乎個人和社會的健康發展。經合組織2011年起制訂的美好生活指數,根據11項主題勾劃美好生活的元素,並以之評估各國表現。美好生活標準言人人殊,因此美好生活指數並無官方排名,僅列出各國在不同主題的得分,用家可自行加權,再與其他人自訂的指數比較,交流何謂美好生活。[8]

為衡量一國人民能否在工作與生活取得平衡,美好生活指數提出兩項指標,分別是國民的消閒及個人護理時間,以及長時間工作的僱員比率。結果發現丹麥的平均分數最高,全國僅1.97%人平均每周工作超過50小時,遠低於經合組織的平均9%;他們每日用於消閒及個人護理的時間(16.06小時),亦較經合組織的平均(14.9小時)多逾一小時。[9]在香港,每周工作超過50小時的打工仔,佔總數逾四分之一。莫說丹麥,與經合組織的平均工時比較,香港也望塵莫及。

要維持及改善生活,或是爭取工作表現,自願加班亦無可厚非。但如果工時過長損害身心,就不能置之不理。早前香港理工大學便有職員疑因工作壓力過大輕生,該校的教職員協會後來的調查也顯示,有67%受訪教學人員感到工時過長,另有45%認為自己的工作與生活有欠平衡。

贏咗份工 輸咗個家

經合組織指出,工時過長不只有損個人健康,更不利家庭生活,尤其是子女的成長。[10]在香港,父母外出工作,往往需要自行物色託兒服務,或是聘請外傭照顧子女。但託兒服務供應稀少而且收費不低,社會福利署推出的「社區保姆」計劃,成效亦不彰。[11]在職場與家庭之間,為人父母左右為難。未有子女的,更可能索性不生育。[12]近日香港婦聯的調查便發現有近四成港人不願生育,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工作繁忙沒有時間照顧子女」(19%)。[13]

此外,「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仍影響港人的家務分配,統計處的數據顯示,2013年香港男性僱員每周工作時數中位數為48小時,女性則為44.3小時。[14]但香港女性即使工時較短,亦不等於較為悠閒。婦女事務委員會的調查數據顯示,負責照顧孩子起居生活的受訪女性,高達70.6%[15],另有超過一半人士(50.4%)認為女性應該着重家庭多於工作。[16]入得廚房出得職場的社會期望,令女性無所適從。而男性傾向長時間工作,其餘的生活空間難免減少,已成家立室的,更可能會如經合組織所言,要犧牲家庭生活。

有形之手可助平衡?

對比香港,丹麥的家長或許較少上述煩惱。在丹麥,日間託兒服務被視為當然福利,服務內容由各地方政府根據政策框架,與家長協商而訂。[17]政府容許私營託兒服務,並資助家長使用,育有兒童的家庭,也可獲稅務寬免。經多管齊下,丹麥婦女生育率達1.73,高於歐盟平均數(1.58)[18],其婦女勞動參與率也達76%[19],多於歐盟平均(64.7%)[20]

誠然,丹麥與香港難以直接比較。該國的高稅制,也未必是港人所欲所求。但生也有涯,資源亦有限,知取捨,敢抉擇,是個人與社會也要面對的課題。取捨之間,我們要問的,不只是自己想要甚麼,更是願意放棄甚麼。生活平衡,也是欲望的平衡。

 

 

 

1   “France’s 6pm email ban: Not what it seemed,” The Economist, April 14, 2014.
2  《2013年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報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2014年3月。
3   “Average annual hours actually worked per worker 2012,” OECD, 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ANHRS.
4   “Level of GDP per capita and productivity,” OECD, http://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PDB_LV.
5   “Nice work if you can get out,” The Economist, April 19 2014.
6  「表15:2013年5月至6月按職業組別及性別劃分的每小時工資水平及分布」,《2013年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報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2014年3月。
7  「表22(甲):2013年5月至6月按職業組別及性別劃分僱員每周工作時數水平及分布」,《2013年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報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2014年3月。
8   OECD Better Life Index, http://www.oecdbetterlifeindex.org/about/better-life-initiative/.
9   “Denmark”, in “Work and Life Balance”, OECD Better Life Index, 2013, http://www.oecdbetterlifeindex.org/topics/work-life-balance/.
10 “Work and life balance”, How’s Life? : Measuring Well-being, OECD publishing, 2011.
11「欠託兒服務 基層婦女難投勞動市場」,獨立媒體,2013年3月18日,http://www.inmediahk.net/son
12 “Work Life Balance”, OECD Better Life Index, http://www.oecdbetterlifeindex.org/topics/work-life-balance/.
13「調查:近四成港人不願生育」,《明報》,2014年5月9日。
14《2013年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報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2014年3月。
15「第一部份:香港的女性及男性對婦女在家庭地位的看法」,《香港的女性及男性對婦女在家庭、職場及社會的地位的看法調查》,婦女事務委員會,2010年。
16「第三部份:香港的女性及男性對婦女在職場上地位的看法」,《香港的女性及男性對婦女在家庭、職場及社會的地位的看法調查》,婦女事務委員會,2010年。
17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Policy in Denmark”, The Ministry of Social Affairs of Denmark, 2000.
18 “Total Fertility Rate”, Eurostat, 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tgm/table.do?tab=table&plugin=1&language=en&pcode=tsdde220.
19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female (% of female population ages 15-64)”, Denmark Labour Participation Rate, 2011, http://www.indexmundi.com/facts/denmark/labor-participation-rate.
20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female (% of female population ages 15-64)”, European Union Labour Participation Rate, 2011, http://www.indexmundi.com/facts/european-union/labor-participation-r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