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分析 | 社會流動及福祉 | 2013-02-14

「快樂指數」對政府施政的啟示



近年坊間有不同的調查反映市民的快樂程度。正如嶺南大學 (嶺大) 去年12月公布的「香港快樂指數」調查,結果發現2012年港人的整體快樂指數是70.5分,較2011年輕跌0.8分。這或多或少對政府施政給予一點啟示。

嶺大自2005 年開始進行「香港快樂指數」調查,以量化方式反映港人的快樂程度。以0至100分作指標,50分以上屬於「快樂」,50分以下屬於「不快樂」,越接近100分,快樂程度越高。該指數曾由2005年的71.4分下降至2007年最低點67.2分,其後逐步回升至2012年的70.5分。

Happiness Index

最近的一次調查,於2012年11月上旬以隨機抽樣形式訪問了926名21歲或以上人士。調查發現,除了家庭每月收入「四萬元或以上」受訪者的快樂指數比2011年上升1.9%至73.8分外,其餘五個組別的快樂指數皆低於2011年。值得注意的是,家庭每月收入「三至四萬元」受訪者的快樂指數由2011年的74.1分跌至66.9分,跌幅近10%,由2011年最快樂的階層,搖身一變成為2012年最不快樂的一族。

調查分析指夾心階層(即家庭月入三至四萬元的組別)的快樂指數比低收入甚至無任何收入的家庭較低,這很可能是他們面對通脹持續的壓力,又未能享受政府提供的扶貧優惠,生活環境亦不及家庭月入四萬元或以上,再加上住屋等開支不斷上升,難免感到無助。

日本趨勢專家大前研一曾提出「M型社會」理論,指出在全球化經濟運作趨勢下,整個社會的財富分成了三個部份。在勞動人口中,佔大多數的中產階級轉移到左右兩極端,即是富有或貧窮階層。窮人和富人增多,但原本屬多數的夾心階級卻逐漸減少,這種財富分配形態,就跟英文字母「M」字一樣,故稱為「M型社會」。

有評論指出,香港回歸十多年來,過去由快速經濟增長推動社會流動的發展模式已經成為歷史。隨著新的宏觀經濟環境出現,香港經濟增長的步伐日趨緩慢,舊的社會發展形態在全球化競爭與區域化競爭的雙重壓力下,無可避免地出現裂縫。當今香港社會向「M」型發展日益明顯,呈現出貧富差距擴大、中產向下流的社會結構特徵。

政府統計處在2012年年中發表的《主題性報告:香港的住戶收入分布》顯示,反映收入差距的2011年堅尼系數(按除稅務及社會福利影響後住戶每月收入計算)為0.475,較2001年的0.470為高,與2006年的水平相若並沒有改善,更超過聯合國相關組織訂定0.4的「警戒線」。同時,最高和最低收入家庭組別的數目均增加,收入高於四萬元的住戶佔全港住戶總數的比例,由2006年的21.2%上升到2011年的23.5%;月入低於6,000元以下的住戶,亦由2006年的12.6%上升到2011年的13.1 %。可見貧富家庭的差距正在擴大。

縱觀新一屆政府近期討論或推出的政策,無論是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免收公屋兩個月租金,以至放寬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等,均未直接幫助夾心階層。而行政長官梁振英承諾的增加土地供應、推出「港人港地」政策、增建居屋等措施,亦須幾年後才能見到成效,難以在短期內減低夾心階層的生活負擔。

再參考嶺大的快樂指數,中產階層累積的不快樂因素若在財富兩極分化趨勢下加強,恐將引發更多社會怨氣,產生的矛盾勢必影響到香港的長遠發展。有見及此,政府在施政時,需顧及夾心階層現時的生活負擔及壓力,制定有關改善策略和措施,紓緩他們對政策的不滿。

經濟發展的最終目標本是為了提升人們的生活質素及幸福程度,否則,經濟社會發展就會變得毫無意義。近年多個地區普遍在GDP以外尋求新指標,來衡量人民福祉。2011年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首度發布各會員國的「美好生活指數」,日本、英國也設立國民幸福指數。台灣也將於今年公佈類似指數,當中包括人民健康、環境、教育、居住等多項指標。香港在面臨經濟低增長、消費物價高企及社會流動緩慢的挑戰下,政府可參考以上做法或指標,制訂未來政策。雖說快樂程度難以準確量化,但將此納入政策制訂過程,將有助政府兼顧經濟發展以外的社會需求,更能達致提高港人生活質素的目標。

 

 

1 「貧富懸殊擴大下的M型香港」,《FT中文網》,2012年7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