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分析 | 教育及人力資源 | 2013-06-28

錢(少)不能買的東西:直資與津貼的攻防



傳統名校聖士提反女子中學及其附屬小學,和跑馬地聖保祿中學,今年相繼宣布轉為直資,惹來社會關注。一些知名人士,包括政府前高官,指責直資制度令名校漸趨貴族化,剝奪基層學生的入讀機會,阻礙社會流動。

收取高昂學費的同時仍能得到政府的津貼,成為近年直資爭議的靶心。現時直資學校平均每年收取一、兩萬元學費,一些近年轉為直資的傳統名校,收費甚至與大學相約[1]──這還未計校車費,點心費,遊學團及補習等「潛學費」。今年最少有12間直資學校擬於新學年增加學費,加幅平均約一成。加幅最大的天水圍香島中學,計劃由現時中一每年學費1,500元,調升至3,500元,加幅為1.3倍。[2]

針對弱勢學生,政府規定每所直資學校須最少撥出學費總收入的10%,用作學費減免和獎助學金。但審計處2009-10年度帳目顯示,有22間直資學校(30%)撥入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之用的學費收入款項,較規定款項為少;只有23間直資學校(32%)在其網站登載學費減免計劃詳情;另外,有14所學校(19%)的計劃運用率在50%以下。而如果綜援學生就讀直資學校,一般不會獲發綜援計劃下的學費特別津貼。審計署指,綜援學生或會因此失去入讀直資學校的機會。[3]

另外,直資學校設有資助貧困學生的名額,如果貧困學生超過校方預設的比例,學校又想全數資助,便要考慮增加學費、募捐。若學校選擇控制貧窮學生的比例,則會減少他們的入學機會。

兩種資助模式 規限一鬆一緊

不過,傳統名校貴族化與否,關鍵未必在於直資制度的好壞。現存的問題,可能源於政府以兩種模式資助中小學教育,但對兩種營辦模式規管的鬆緊,卻有明顯的差異。

回顧資助教育的發展,政府於1970年代推行九年制免費教育,當時官立和資助學校的學位有限,當局要向私校買位,紓緩學額不足的問題。但這種做法令私校須依賴這個制度提供現金週轉,買位學校的教學質素,亦一直低於官立及資助學校的水平。[4] 1988年《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三號報告書》建議於2000年正式取消買位制,並首次提出「直接資助計劃」(即直資計劃)。最初的直資計劃,於1991年在中學推行,2000至2001學年起擴展至小學。由政府興建校舍,並以象徵式地價批地給辦學團體,直資學校可在收取學費的同時,獲得政府對每名學生的資助,但學費不能多於資助額的「三分之二」。計劃推出初期,吸引力並不大,只有五間傳統「左派」學校和四間國際學校成功加入。[5]

但隨着更多人發現直資學校可以免除很多津貼學校所需面對的限制,這種資助模式逐漸獲得注視。

母語教育 vs 教學語言自決

首先,回歸以後政府推出的《中學教學語言指引》,強制津貼中學自中一開始推行母語教學,令英文中學的數量跌至114所,約佔當時全港中學的兩成。學額減少,但部份家長依然青睞英文中學,他們把目光投向可以自由選擇教育語言的直資學校。某些學校亦因此轉為直資。

被收生 vs 自主收生

設計精密的收生機制,是另一個「趕客」因素。教育局的「小一入學統籌辦法」,開宗明義以「消除進入較受歡迎小學的激烈競爭對幼童帶來的壓力,及對幼稚園教育所造成的不良影響」為主要目的。在這個原則下,學校須交出部分學額作「統一派位」,以往是35%,後來擴大至一半。這個安排,大大削弱了學校自主收生的空間。

餘下的一半學額,雖稱作「自行分配學位」,但仍談不上自主,因為當中的60%,須預留給兄長或姊姊正在該校就讀,或父母在該小學任職的學生;餘下的40%,校方亦須按照一套計分準則進行甄選。這些甄選準則,相當講求學生跟學校的「特殊關係」,例如父母是否該小學的校董,以及是否該小學營辦團體的成員。[6]

學校不能以其好惡選擇性收生,而在電腦抽籤面前,學生人人平等(除非他們有「特殊關係」)。如果全港小學都採取以上標準收生,轉投直資的學校或許較少。但由於直資小學毋須跟從「小一入學統籌辦法」,這無疑對渴望能夠自主收生的學校充滿吸引力。對缺乏「特殊關係」的家長而言,為子女報讀直資,亦不失為一個保險。一些聖士提反女中、附屬小學及幼稚園的家長,就因為現行小一收生制度不考慮學生成績,支持學校轉為直資辦學。[7]

其實在中一收生階段,也出現類似狀況。按照現行的「中學學位分配」辦法,津貼中學最多只可預留30%的中一學位作自行分配,直資中學則高至90%。再加上現時的「一條龍」政策規定,「結龍」的中小學必須使用相同的資助模式,由於許多的傳統名校小學,本為私校,若所屬辦學團體不改變中小學的營運模式,將意味中學部不可直接錄取小學部的學生。基於現實考慮,部份學校選擇轉為直資。

學費鬆綁

更為關鍵的是,教育局在2001年修訂計劃條款,將直資學校的學費上限,上調至「平均單位成本的二又三分之一」。舉例來說,今年高中學生單位成本為44,546元,那直資學校可收的學費上限,便是103,792元。將政府資助(44,546元)和學費上限(103,792元)相加,則為直資學校實際可用於每位學生的金額(148,338元),比津貼學校多了兩倍。[8]學費上限放寛,令學校少了轉投直資的財政憂慮。機制修訂後一年,聖保羅書院和聖保羅男女中學,率先宣佈轉為直資。

雖然政府認為,直資教育推行二十多年,只有21所資助中小學加入計劃,而且有11宗申請不成功,「數字不支持很多學校申請成為直資的趨勢」[9],但直資學校的數目,還包括那些一開始便是直資的學校。不容否認的是,直資學校的總數和提供的學額比例,近年連年增加,由初時9間學校增至2002年40間,提供3%的學額。其後更逐年上升,2006年升至64所(6%),2011年為74所,提供8.2%的學額。[10]2012至13學年,全港共有73所直資學校,約佔全港受公帑資助學校的9%。[11]

無差別教人

因此,除了針對傳統名校是否藉着名牌效應,收取高昂學費,我們亦應該探討,直資學校「有價有市」,是否也反映了某些對於津貼學校的規限,其實得不到學校、老師和學生的認同?津貼學校轉為直資,不一定是想謀取暴利,而是為了更大的自主權;家長寧付高昂學費,未必是盲目追求名牌,只是在津貼學校找不到他們想要的教育。

要做到有教無類,讓貧苦學生也能接受優質教育,社會需正視不同資助模式背後差異甚大的規範,否則資助模式如何改善,助學金或獎學金的比例怎樣提高,有關的爭議仍會繼續。

 

 

1「全港直資中學學費」,http://www.eduplus.com.hk/edukids/secondary_expenses.jsp, retrieved 18 June, 2013.
2「12直資中學加費幅度最高1.3倍」,東方日報,2013年4月30日。
3「教育事務委員會 立法會秘書處為2012年4月20日會議 擬備的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直接資助計劃學校」,立法會秘書處,2012年4月13日。
4《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三號報告書》,教育統籌委員會,1988年6月。
5 曾榮光(2002) 《新精英主義與新直接資助計劃:對侵蝕香港特區教育資本的批判》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
6《申請二0一三年九月小一入學》,教育局。
7「聖士提反女中 二百家長撐轉直資」,《星島日報》,2013年6月4日。
8「黃英琦:是「二又三分一」惹的禍」,《AM730》,2013年06月18日。
9「吳克儉:未見學校轉直資趨勢」,政府新聞處,2013年6月8日。
10來源:各年度《香港年報》。
11「立法會四題:直資學校」,政府新聞處,2013年6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