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分析 | 社會流動及福祉 | 2016-07-18 | 《星島日報》

彈性放假「愈放愈傷心」?



瑞銀集團去年一項全球調查發現,香港人每周工作長達50小時,乃全球之冠,較全球每周工時最短的巴黎高出六成。[1]與此同時,瑞典正研究試行每天工作六小時,認為可以提升生產力和令員工生活更愉快。[2]香港每日朝九晚六、每周至少工作45小時的「打工仔」,對法國等每周工時普遍較短的國家,只能重覆地慨嘆「這些機會不是屬於我的」。去年有調查亦發現,六成香港受訪打工仔認為工作與生活平衡(work-life balance)差於十年前。[3]

除了員工(認為)無比的工作量,職場上的「露面文化」也是工時長的原因,不少打工仔放工後在辦公室「磨爛蓆」,就是避免較上司、老闆更早離開,營造願意為老闆賣力的印象。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有研究亦指出,僱主傾向視留在辦公室愈長時間的員工,愈是可靠和有承擔[4];有主管更以員工出席工作會議的次數來判斷員工是否勤力[5],可見露面文化不是香港或者亞洲的「特產」。誠如瑞典的研究認為,每天工作六小時能夠提升生產力,是否就代表每周工作50小時的香港打工仔缺乏生產力?當然,兩者不能直接比較,但香港打工仔日做夜做,又是否為企業提供百分百生產力,答案除了「心照」,海外的一些研究也可作參考。

每日「扮工」一小時 是為了走更遠的路?

員工每日平均工作近九小時的美國,當地國家經濟研究局的經濟學家分析2003至2012年「美國人時間使用調查」的數據後,於今年初發表研究報告,發現未計午飯時間,美國員工每日平均花34分鐘進行與工作無關的事務[6],亦即不少老闆眼中的「偷懶」。假如扣除自稱分分秒秒都為工作鞠躬盡瘁的證供後,「偷懶」時間更隨即躍升至約50分鐘。當中員工花近一半時間吃零食,餘下「消閒節目」包括上網、與同事聊天及做運動等[7]。「偷懶」時間更與工作時數成正比,即員工逗留辦公室時間愈長,「偷懶」時間亦愈多,直至員工每周工作長達43小時後,「偷懶」時間所佔比例始呈跌勢。[8]

誠然打工仔每日花近一小時「扮工」,可見員工沒有整日困坐辦公室的必要,工作時間的長短可按工作量和個人能力作適當調節。倘若打工仔可以自行按優次將「扮工」時間花在與親朋好友相聚、照顧小孩家務等事項,相信不少打工仔都相信此乃工作生活平衡的不二法門。

彈性工作安排較薪金更吸引

事實上,本地潛在勞動人口在考慮重投就業市場時,35.5%以彈性及方便的工作時間作為主要考慮因素,比率較薪金的考慮更高(24.9%)[9],可見具彈性安排的工作是不少求職者心目中的「筍工」。不過,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2012年調查指出,逾五成受訪者認為其工作時間無彈性。[10]

勞工處近年宣稱重點推廣家庭友善僱傭措施,包括鼓勵僱主實施彈性上班時間、五天工作周、居家辦公及提供兼職工作選擇等[11],但處方只介紹彈性工作時間的兩個最基本安排,包括在一定時間範圍內,讓員工自行選擇每天的上班時間,及採用分段上下班時間,由僱主為員工定出多個上下班時間。[12]

英立法規定員工可享彈性工作安排

然而,彈性工作安排遠不止於上述介紹單張所及。參考英國例子,法例容許為同一個僱主工作滿26周的員工,在多達八個選項中向僱主申請合適的彈性工作安排。[13]除非員工的彈性工作安排會招致企業額外成本負擔並對企業造成傷害,或未能符合客戶要求等負面影響,否則僱主一般需要批准。[14]倘若人人都可以自選工作時間,員工本身與同事、父母、朋友的上下班時間都不同,這又是否工作生活平衡的開端?美國史丹福大學有研究質疑這種說法。

資料來源:GOV.UK

有假放≠幸福

史丹福大學的研究指出,要構建真正的工作生活平衡,除了假期的「數量」(quantity),還要視乎假期的「質素」(quality)[15],否則只會「愈放愈傷心」。該研究指出,人們的空餘時間(free time)是「網絡商品」(network goods),其價值取決於有多少人與員工在同一時間享受假期。道理就如電話,從前電話鮮見於家庭,前人沒有致電的對象,故沒有誘因添置電話;直至電話網絡逐漸普遍,愈來愈多家庭有能力買電話,人們才會安裝電話「看門口」。[16]

研究透過美國民意調查機構蓋洛普收集50萬名受訪者的數據,比較在職人士與失業者在一般工作周及周末假期的幸福感,發現即使失業者不用工作,他們在工作日的幸福感與需要「捱世界」的在職人士同步下跌,直至周末再次與在職人士同步上揚。[17]研究指出,無論人們是否有工作,他們在周末與親朋好友聚會的時間是平日的兩倍,所獲得的幸福感亦是一星期之中最高,可謂名副其實的「為周末而活」(living for the weekend)。

「獨樂樂不如眾樂樂」

倘若每個員工,甚至家庭每個成員都各自策劃其個人工作時間表,即星期一至日都有機會上班或者放假,其中一個後果是人們更難在空餘時間與親朋好友聚首,例如上教會、舉行家庭聚會,幸福感不升反跌之餘,更可能降低公民凝聚力,人們愈來愈孤單[18],可謂「獨樂樂不如眾樂樂」。英國貝德福德大學聯同英國心理學會的研究亦指出,彈性上下班時間、居家工作及兼職等彈性工作安排,不但可能使員工脫離人際社交網絡及影響升遷機會,工作期間更令壓力賀爾蒙水平居高不下。[19]

在行政管理而言,選擇彈性工作的員工只需處理自己的工作安排,但企業管理層卻要面對各個員工的不同彈性安排。當張三今日早走,李四明日放假,單是花在處理員工工作安排的人力、時間已教老闆卻步,還未計及可能出現的額外支出。事實上,有調查指出,只有五成受訪僱主認為彈性上班、壓縮工作周等彈性工作安排可行[20],逾八成僱主擔心安排會被濫用、難以監察員工表現,亦難以對所有員工一視同仁。要完善落實彈性工作安排,員工和僱主都有很多難關要過。[21]

按研究和調查結論,除非能釋除僱主對彈性工時的疑慮,而打工仔在自由編配個人工作時間的同時,又能夠好好兼顧人際網絡,否則還原基本步,劃一工作時間和時數,或許才是打工仔的佳音。不過,工時相對較長或工作模式並非朝九晚六的職業,例如會計師、新聞從業員或地產代理從業員等,無可避免需要在非正常時間工作。標準工時委員會目前亦正就如何實行「標準工時」諮詢公眾,即以立法方式規定僱主及僱員透過僱傭合約訂明工作時數、超時工作安排及超時工作的補償方法。[22]是否應訂明標準工時或合約工時尚且存在極大爭議,如何將之與彈性工作安排互相結合,更是一大難題。不過,人們工作時間和時數不同,能夠和親朋好友聚首的幸福是這麼近還是那麼遠,其實要視乎各人究竟視工作、金錢、「眾樂樂」抑或「獨樂樂」為幸福的來源。

1 “Prices and Earnings,” UBS, September 2015, p.36.
2 Samuel Osborne, “Six-hour working day 'boosts productivity and makes people happier',” The Independent, May 11, 2016, 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europe/six-hour-working-day-sweden-boosts-productivity-and-makes-people-happier-a7023741.html.
3 馬志剛、譚靜雯,〈生活與工作平衡調查 60%僱員:差過10年前〉,《蘋果日報》,2015年10月29日,A11頁。
4 Kimberly D Elsbach, Dan M Cable and Jeffrey W Sherman, “How passive ‘face time’ affects perceptions of employees: Evidence of spontaneous trait inference,” Human Relations 63(6) (2010): 735-760, doi: 10.1177/0018726709353139, p.746.
5 同4,p.738.
6 Michael Burda, Katie R. Genadek and Daniel S. Hamermesh, “Not Working At Work: Loafing, Unemployment And Labor Productivity,”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DOI: 10.3386/w21923, p.4.
7 同6。
8 同6,p.6.
9 「非從事經濟活動人士若遇上合適工作時會接受工作的意願」,《第五十九號專題報告書》,香港政府統計處,2012年4月,第20頁。
10 「工作時數與工作壓力意見調查」,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2012年12月。
11 「推廣家庭友善僱傭措施」,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立法會CB(2)1872/14-15(03)號文件,2015年7月14日,第2頁。
12 「彈性上班時間」,取自香港勞工處網站:http://www.labour.gov.hk/tc/public/pdf/wcp/Flexitime.pdf,查詢日期2016年6月8日。
13 “2. Types of flexible working,” GOV.UK, https://www.gov.uk/flexible-working/types-of-flexible-working, accessed June 8, 2016.
14 “4. After the application,” GOV.UK, https://www.gov.uk/flexible-working/after-the-application, accessed June 8, 2016.
15 Young, Cristobal, and Chaeyoon Lim. 2014. “Time as a Network Good: Evidence from Unemployment and the Standard Workweek.” Sociological Science 1: 10-27. DOI: 10.15195/v1.a2, p.11.
16 同15,p.12.
17 同15。
18 同15,p.25.
19 Juliette Jowit, “Work-life balance: flexible working can make you ill, experts say,” the Guardian, January 2, 2016, http://www.theguardian.com/money/2016/jan/02/work-life-balance-flexible-working-can-make-you-ill-experts-say.
20 「『如何解決香港工時過長』調查結果」,香港浸會大學人力資源策略及發展研究中心,2015年。
21 同20。
22 「標準工時委員會展開工時政策方向諮詢(附短片)」,政府新聞公報,2016年4月25日,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604/25/P20160425043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