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分析 | 環境生態及能源 | 2016-11-07 | 《星島日報》

環保政策行多步 生活成本要知道



有說聚沙成塔,一人一小步可以成就大事。但換轉角度,一點一滴的破壞,久而久之也可釀成災難。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就「推廣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發表的公眾參與文件,即舉了一個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例子。文件中提到2045年,即大約30年後,大家平日常見的魚類數量,將會比2015年減少9%,部分魚的數量甚至會減少超過一半。[1]其實市民大眾熟知的紅衫魚,過去十年間隨着大量捕撈及環境破壞,漁獲量已大幅下降30%[2],大條紅衫魚亦買少見少,令這從前的下價魚,搖身一變成為了貴價魚。[3]

這教人歎息的例子帶出了一個問題,就是任何資源過度消耗,總會有殆盡的一天。以生物資源為例,政府估計全球至少40%經濟活動源自生物資源[4],而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估計,全球超過70%魚類已經完全開發或瀕臨枯竭。[5]

消費和生產 需要可持續

生物資源泛指那些可滿足我們基本需要(如衣服、食物及飼料、住屋、燃料、紙張及醫藥等)的各種生物,大致上可分為三類,分別是動物資源、植物資源和微生物資源,包括牛奶、糧食作物、漁產品、木材、棉花和棕櫚油。[6]為免影響未來世代的需求,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主張無論是消費還是生產,我們都需要顧及其可持續性[7],也就是說,在使用或生產商品及服務時,既滿足基本需要,同時盡量減少使用或污染自然資源,以免損害下一代的需求。[8]

在香港,政府希望從三方面加強行動,包括提供環保標籤,讓消費者識別哪些產品在生產過程及供應鏈的每個環節,都符合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從而促進消費者作出明智選擇;另外透過教育及宣傳改變不同年齡人士的心態和行為;以及讓政府、公營機構、商界帶頭實踐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9]

知行不合一 環保工作遇樽頸

要改變市民的消費習慣,知易行難。今年消費者委員會發表的可持續消費研究(下稱「消委會研究」),可略窺一二。研究顯示,雖然消費者對可持續消費的「認知」平均達74分,但在願意購買可持續消費產品的分項,卻只取得48分,顯示消費者雖然認同可持續消費的概念,但與行動存在頗大差距[10],在這方面,香港消費者可謂「知行不一」。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當不少消委會研究的受訪者猶豫是否理解「可持續消費」一詞時,其實他們的直覺理解與聯合國官方定義高度脗合,包括為下一代設想(76%)、保護環境(75%),以及社會需要善用資源(64%)等。[11]從消費者對「可持續消費」概念的認知,可見政府及社會各界多年來的教育和環保宣傳活動,已有一定成果。

在此前提下,在香港推廣可持續消費,最大的挑戰看來並非教育市民,而是思考何以消費者在高度認知下仍欠缺行動力。劍橋大學環境及政策榮休教授Susan Owens在十多年前發表的一篇文章,提出了一些討論觀點。她在文章中提出,過去的環境政策陷入一種迷思,即過份建立在人是理性的假設上,認為一般大眾不了解環境科學,如果政府能提供充分且正確的資訊,民眾就會改正其行為[12],因此進行教育宣傳、提供環保標籤,以期「移風易俗」。但她指出,除了知識層面,生活習慣、文化價值與社會網絡,同樣會影響人的行為抉擇。若忽略上述層面甚或與之對立,而只期望市民力盡身為公民的責任感,環保工作恐怕會遇上無法衝破的樽頸。

消委會研究顯示,受訪者對於一些相對簡單的行為,實踐頻率頗高。例如不在房間時關燈(40%常常,36%有時)、有足夠衣服才開動洗衣機(35%常常,40%有時)等;但對於一些需要付出更多或帶來不便的行為,實踐率則較低,例如「減少使用冷氣機」(19%常常,39%有時),或珍惜用水(14%常常,56%有時)。[13]

改變習慣有成本 成本太高難成事

也就是說,要人改變日常生活行為,實取決於作出改變的成本,這些成本包括金錢、便利、舒適、方便與衞生等。例如在廢物分類的行為上,儘管受訪者認為有益於保護環境,但他們都坦承由於不方便,未必會將廢物分類及回收。也有受訪者表示,實踐可持續的生活方式時,要與其他因素(包括個人舒適度)取得平衡,例如在30多度高溫,必須開冷氣睡覺才夠舒適。此外,較少受訪者表示會選購一些價格較高的環保標籤產品,包括有機食物和公平交易產品。[14]

過去一些較成功的環保宣傳案例,同樣顯示在知道與做得到之間,人們在進行消費抉擇時,始終要考慮成本因素。例如在魚翅消費方面,相信大部分人都並非每日「魚翅撈飯」,而且魚翅屬貴價之物,因此想消費者「一翅都唔食」,憑藉深入民心的宣傳,便能取得頗佳成果。有環保組織的研究報告便指出,中國消費者開始對魚翅羹失去興趣,調查中85%受訪者稱,他們在過去三年已經停止了消費魚翅羹。近三分之二受訪者因為受宣傳活動影響而不吃魚翅,其次是「想保護鯊魚」和「捕撈鯊魚方法殘忍」──這些都是環保活動的主要宣傳內容。[15]而美國紐約州「禁魚翅法」實施後,當地的中餐館亦不難找到替代品,如海參、鮑魚、魚肚等,更有食肆店員直言「魚翅本來就很少人吃,只有喜宴才用,所以禁令對我們餐館的生意不會有甚麼影響」。[16]

透過觀察不同年齡組別的生活習慣,在可持續消費方面能得出有趣的發現。如根據前文的消委會研究,雖然最年輕的組別(15至24歲)最關注他們的消費行為對環境帶來的影響,而最年長的組別(55至64歲)對相關議題的關注度最低,但是較年長的消費者,卻有較高比例認為能源效益(65%)和廢物分類(55%)屬於容易做到的行為。有達71%的受訪者會將吃剩的食物打包。另外有63%受訪者會將廢物循環再用,這可能跟他們從年輕時養成節儉的生活模式有關。[17]

由知道到做到 需調整成本

循此思路,講道理和道德感召,只是推動可持續消費的基本。生活習慣、文化價值與社會網絡等因素,也會影響消費者行為。減少民眾改變行為的成本與阻力[18],或是提高誘因,甚或倒過來加重不作轉變的成本,都是可以討論的政策方向。

要加重不作轉變的成本,最直接莫如徵稅。台北市在2000年實施垃圾費隨袋徵收,台北市家庭垃圾量從每人每日1.12公斤,減至2010年的0.39公斤,減幅超過六成。廢物回收率也從實施廢物徵費前的2.4%,增加到目前的44%。[19]在香港,環境局局長亦表示當局務求在今個立法年度內,準備好垃圾徵費收費制度的立法建議,以提交立法會考慮。[20]同樣模式在生物資源消費方面是否可行,亦可作討論。

資料來源:綠色力量

徵稅或徵費可能會惹來民眾,特別是草根市民的反彈。那提供經濟誘因,又是否可行?以用「電子紙張」替代紙本書為例,各地政府或是企業,會運用類似「補貼」的方式推動「電子紙張」。台灣著名企業家王雪紅,便曾捐贈6,500台平板電腦給六所高中[21];美國Guilford郡的18所初中所有師生共15,450人,更各獲分配一部平板電腦,作為課堂活動、家庭作業和教育遊戲之用。[22]

道德教化雙面刃:燃燒別人,照亮自己

動之以利的效果不難想像,但首先政府要有能力長遠承擔,或是有「大善人」慷慨解囊。若財政資源不足,由道德教化在社會逐漸形成群眾壓力,長遠仍有望改變市民行為。過去香港歷經數十年的「垃圾蟲」宣傳運動,很多海報都傳達「鄰里關係」、「予人方便」、「互相監督」等訊息。例如1969年「請勿隨意拋棄垃圾」海報,是描述胡亂拋棄垃圾後造成大廈及社區混亂的景象,同時破壞鄰里關係;而1977年「行多兩步大家好做」海報,則告訴市民要多為人設想;在1981年,更有海報直接畫上一雙正在監視的眼睛,上題「Hong Kong is Looking」(香港在看)。[23]近年不時有內地旅客因亂拋垃圾而與本地人發生衝突[24],除了中港矛盾外,與香港自身多年來形成的社會規範,亦有相當關係,「外來者」挑戰這些規範,便很容易在社會引發強烈反彈。

但如上所言,道德感召有其局限,由社會網絡形成的道德壓力,亦是一道雙面刃。台灣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副教授王淑美在2011年發表的一篇研究文章中指出,當我們把環保過度「道德化」,造成社會上普遍的環保壓力(eco-stress)時,往往會產生意料之外的反效果。她以德國為例,指出垃圾分類政策的實施,等同將環境的責任從製造端轉嫁到一般市民身上,消費者必須清潔包裝物、分類、並在指定時間送抵指定地點,增加額外的勞動與時間,而在家庭兩性分工,多數是女性成員來負責處理垃圾的情況下,讓人擔心環境責任有「私有化且女性化」的問題。[25]

簡而言之,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每一個環保的抉擇,背後都有相應的成本,問題是轉嫁到何人身上。王淑美提出,早期環境議題的討論,多聚焦在生產面,晚近對於消費面的關切則日漸高升[26],但也讓人質疑政府或企業試圖將焦點放在個人行為上,藉此規避痛苦的改革,事關家居污染和工業化的影響相較,根本不成比例。[27]

誰該負更多責任,往往有理說不清。是人人有責還是互相卸責,有時也僅在一線之間。無論如何,保護環境是全人類共同的使命,制訂一個平衡各方生活成本、共同承擔的環保政策,無論對於消費者、企業還是政府而言都至關重要,相信這也是「可持續消費」政策「可持續」的關鍵。

1 「紅衫魚以外的選擇」。取自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網站:https://www.susdev.org.hk/tc/tips_fish.php,最後更新日期2016年10月25日。
2 「推廣可持續使用生物資源公眾參與文件」,可持續發展委員會,2016年7月,第9頁。
3 同1。
4 同2,第1頁。
5 同2,第1頁。
6 同2,第1至2頁。
7 「促進可持續消費 共建美好將來:對消費行為及商務報告的研究」,消費者委員會,2016年2月,第i頁。
8 "Towards Sustainable Household Consumption?" OECD, April 2002, p.16
9 同2,第2頁。
10 「首份可持續消費研究顯示:認知高 行動少 消費者與社會各界需從速應對」。取自消費者委員會網站:https://www.consumer.org.hk/ws_chi/news/press/2016/sustainable-consumption.html,最後更新日期2016年2月22日。
11 同10。
12 Susan Owens, "'Engaging the public': information and deliberation in environmental polic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Vol.32 (2000), pp.1141-1148.
13 同10。
14 同10。
15 「中國魚翅消費趨勢最新報告:量價齊跌」,野生救援,2015年8月,第2頁。
16 「魚翅禁銷 華人熱尋替代品」。取自世界新聞網網站:http://www.worldjournal.com/3407539/article-魚翅禁銷-華人熱尋替代品/,最後更新日期2015年8月31日。
17 同10。
18 Ann Thorpe, "Design's Role in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Design Issues Vol.26, No.2 (2010), p.6.
19 「廢物徵費 不容再拖──借鏡台北之成功」。取自綠色力量網站:http://www.greenpower.org.hk/html/chi/2012_2.shtml,最後更新日期2012年2月。
20 「黃錦星指當局盡早準備好垃圾徵費立法建議提交立法會」。取自香港電台網站:http://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262927-20160528.htm,最後更新日期2016年5月28日。
21 「王雪紅將捐8500台hTC平板」。取自台灣蘋果日報網站: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finance/20130516/35020386/,最後更新日期2013年5月16日。
22 Carlo Rotella, "No Child Left Untableted,"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2, 2013, http://www.nytimes.com/2013/09/15/magazine/no-child-left-untableted.html?_r=0.
23 「懷舊清潔香港海報你識幾多?新清潔龍阿德踢走垃圾蟲!」。取自ezone網站:http://www.e-zone.com.hk/channelnews.php?id=15178,最後更新日期2016年6月6日。
24 〈內地母女亂拋垃圾 港人斥執番〉,《東方日報》,2016年8月7日,A14頁。
25 王淑美,〈從實踐角度檢討台灣的永續消費政策:以「節能減碳」運動為例〉,《國家與社會》,第11期,2011年12月,第117至118頁。
26 同25,第110頁。
27 K. Hobson, "Competing Discourses of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Does the 'Rationalisation of Lifestyles' Make Sense?," Environmental Politics, 11:2 (2002), p.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