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分析 | 教育及人力資源 | 2013-08-30 | 《星島日報》

派A,可以去到幾盡?



大學派位塵埃落定,很快又會有一批年輕人投入大學生活。為了 first hon,他們在這四年可以去到幾盡,尚屬未知之數。可以確定的是,與十數年前相比,他們更有理由期望成為「尖子」。因為與當年對照,現時以一級榮譽畢業的學生,比率已大為提高。

根據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資料,在資助學士學位課程取得一級榮譽的畢業生,由1994/95學年的5%,升至2011/12年的11%,增加1.2倍。若把二級甲等榮譽的畢業生也視作「尖子」,莘莘學子或會更加振奮,因為自2009/10學年開始,取得一級榮譽和二級甲等榮譽的畢業生,已經連續三年超過五成,相對於1994/95學年的37%,同樣是大躍進。[1]

但問題來了。尖子之所以是尖子,在於他們較大多數人優秀,但當取得一級和二級甲等榮譽的畢業生成為大多數,他們仍能稱為尖子嗎?優異生的比例增加,究竟是反映了學生水平提高、教育質素改善,還是評級貶值(Grade Inflation)──學生的成績即使不是那麼突出,仍然獲評為優異,導致尖子氾濫?

六個大學生 一個一級榮譽

尖子氾濫的隱憂,在一些歐美國家早受關注。在英國,1994/95學年的大學畢業生中,有7.0%取得一級榮譽,到2011/12學年,事隔17載,這個比例已上升至16.9%,即是每六名學生,就有一個以一級榮譽畢業。同一學年,至少取得二級甲等榮譽的畢業生,達到65.9%,同樣遠高於1994/95學年的47.5%。[2]在某些學府,一級榮譽生的比率更高,例如劍橋大學就由1980年的13%,增至2010年的23%。[3]蘇格蘭的聖安德魯斯大學的一級榮譽生比率,也在2002/03到2011/12的短短九個學年間,由十分之一上升至五分之一;至少取得二級甲等榮譽的,更由68%增至85%。[4]另一歐洲大國德國,也出現類似現象。當地以最高兩個等級畢業的大學生,由2001年的70%,增加至2012年的80%。[5]

在大西洋另一方的美國,在上世紀60年代已出現評級貶值的跡象。關注學院評級貶值,並成立網站gradeinflation.com的Stuart Rojstaczer,跟另一研究者Christopher Healy統計135間四年制高等教育院校,涉及150萬名學生的成績後發現,A級成績在這些學府出現的比率,在1960年是15%,其後大致上升,到2008年,已增至43%。自1990年代中開始,A級更成為這些學府最普遍的等級。[6]

評級貶值的嫌疑,在私立學校尤其明顯。在1960年,私立和公立學校的A級比率大致相約,之後漸漸由私立學校領先,領先的幅度亦愈見明顯。在1997至2008年間,私立學校A級比率增加了9.6個百分點,多於公立學校的增幅(5.2個百分點)。[7]

孰令致之?

究竟是甚麼原因,令各地大學的「尖子」比率不斷增加?Rojstaczer和Healy提出了不同的可能性,包括學生水平和教育質素提升、女生比率增加(由於女生成績優於男生,女生比率增加,可帶動整體成績改善),以至學生透過網上系統尋找容易取得好成績的學科。

但分析數據後,二人認為以上觀點不足為信。他們認為,老師們「高抬貴手」,更可能是 A 級氾濫的元兇。老師慷慨,原因甚多,其中一個是為學生著想。例如在越戰時期,學業成績較差的男生可能會被送往參軍。這令一些於心不忍的老師,以派grade拯救學生。這個解釋有一定說服力,因為越戰過後(1975年),美國大學派A的比率,的確連續下降了好幾年,直至1980年代中,才重拾升軌。

至於為何會重拾升軌,他們認為與「顧客至上」的教學文化抬頭有關。例如在1980至90年代,學生評估老師教學表現的文化逐漸普及,便為老師以「好成績」取悅學生提供誘因。一些關於「學生評鑑老師教學」(Student Evaluation of Teaching)的研究也發現,採用這種評估教學表現的方法後,大學課程漸趨淺易、輕鬆。[8]難度下降,取得佳績的學生自然較多。

難分高下 骨牌效應

人人好成績,學子們大抵感覺良好,卻苦了需要尋找隱世尖子的人。面對大量表面風光的成績單,研究院的教授以及求才若渴的僱主,再難憑學業成績分出研究生申請人和求職者的高低。雖說辨別人才不能單靠一紙文憑,也需考慮實戰經驗及其他技能。但作為識別人才的工具,成績單勝在簡單易明,若參考價值太低,社會尋找人才的成本勢必增加。

「尖子」氾濫,當初感覺良好的學子,慢慢也會感到不爽,因為他們發覺,水漲未必船高,當滿街是A,手上的A就不能再凸顯自己。學歷貶值,他們需要在學業以外加倍努力,實習、交流、參與學生組織、課餘再進修,成為堆砌履歷的必要環節。這樣說可能過於功利,但即使只是一心求知,派A 太易,也讓學生少了一個評估學習進度的方法。

更甚者,濫派佳績會造成惡性循環。習慣以派A擦亮招牌的學校和老師,派grade依舊,甚至變本加厲。一些本來不欲A級貶值的大學和老師,為怕學生蝕底,就算不加入送A軍團,也會減少太難看的評級。[9]如此一來,貶值了的學歷進一步貶值,甚至可能連累沒有學士學位的人,因為當一級榮譽和二級甲等榮譽的畢業生愈多,那些「只有」副學士或高中學歷的年輕人,便會愈顯遜色。

解決方案

當然,教育界也明白A級氾濫不只對學生無益,到頭來更會損害學校和老師聲譽。很多學校已推出不同措施,抵抗學歷「通脹」,例如比對系內不同學科以至不同學系的等級分布,看看是否有個別老師或學系,出現與眾不同的評級分布。個別學府如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又正考慮效法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在成績單加入學生的排名。[10]美國德州參議院甚至通過法案,要求老師為學生評級時不能等級大平賣(without employing grade inflation)。[11]經各方努力,部分院校已取得成果,其中普林斯頓大學就將A級比率由2004年的接近50%,控制至2009年的40%。[12]

個別學府撥亂反正,但似乎無阻評級貶值的環球大勢。「尖子」的比率,始終愈來愈多。但話說回來,大學教育漸趨普及,A級成績的象徵意義經已改變,由精英中的尖子,過渡至大多數中的傑出分子。明白這種轉變,跟研究「尖子」是否過多,同樣重要。況且,就算等級貶值的問題得以解決,大學教育普及化令大學生的供應增加,平均價值下跌,在所難免。因此,在探討「尖子」氾濫的同時,我們更需要明白,學歷不等於實力,沒完成大學課程的Bill Gates和 Steve Jobs,早在社會大學取得他們的一級榮譽。

 

1 「按學位等級劃分的教資會資助學士學位課程的畢業生人數」,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網頁。
2 資料來源:Higher Education Statistics Agency, The United Kingdom.
3 Graeme Paton, “Warning over ‘grade inflation’ as first-class degrees double,” The Telegraph, Jan 12, 2012, http://www.telegraph.co.uk/.
4 Erin Lyons, “First class degree awards doubled in a decade,” The Saint, April 11, 2013, http://www.thesaint-online.com/.
5 “Grade inflation blows up German universities,” The Local, Dec 19, 2012, http://www.thelocal.de/.
6 Stuart Rojstaczer and Christopher Healy, “Where A Is Ordinary: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College and University Grading, 1940–2009,”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114, no. 7 (2012): 1-23.
7 同上。
8 Donald Larry Crumbley, Ronald E. Flinn and Kenneth J. Reichelt, “What is Ethical About Grade Inflation and Coursework Deflation?”Journal of Academic Ethics, 8, no.3 (2010): 187-197.
9 “Grade inflation,” The Economist, Oct 25, 2007.
10 Mia Shaw, “UC Berkeley may combat grade inflation through new system,” The Daily Californian, Mar 11, 2013, http://www.dailycal.org/.
11 “Texas bill to fight grade inflation,” WatchdogWire, Mar 25, 2013, http://watchdogwire.com/.
12 Lisa W. Foderaro, “Type-A-Plus students chafe at grade deflation,” The New York Times, Jan 31, 2010, http://www.nytim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