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分析 | 創新及科技發展 | 2018-04-27 | 《信報》

更重視未來學研究 為政策制訂尋啟示



中美可能爆發貿易戰,難免令人擔心會禍及香港經濟,值得慶幸的是,事件至今仍沒有在本地造成太大恐慌。這固然是因為事件尚有轉圜餘地,而外界對兩國「攤牌」早有預期,也有助坊間消化負面消息。部分人更可能已早早部署策略對沖風險,甚或趁機圖利。

其實即使沒有貿易戰,任何人規劃未來時,也不免對周遭環境可能出現的變化作出預測,當中亦總有人看得較遠、較準(能否作出有利部署,則屬後話)。自許為未來學家、微軟創辦人之一的比爾·蓋茨[1],早在 1999 年出版的《未來時速》中,就成功預測價格比較網站、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的出現。[2]

我們不是蓋茨肚子裡的蛔蟲,無從知道他如何預測科技發展;然而,假如政策制訂者也能掌握預測未來的竅門,規劃社會發展自當事半功倍。現實中確也不乏智庫和政府致力於建立探討未來的分析方法,作為倡議和制訂政策時的依據。[3]

20世紀初成學術研究範疇

在學術上,社會學家吉爾費蘭(S.C. Gilfillan)是首個提出以未來學(Future Studies)來探討未來的人物。他於1907年在論文中提到,未來學家是研究未來整體文明的人士,如同將史前文化合理地推論出來的考古學家。[4]

有學者認為,未來學之目的在於維持或改善人類福祉和地球生態持續發展。[5]作為一門跨學科科目,未來學最初集中以數據與科學方法預測科技的發展趨勢;但未來不只有科技,故未來學家也將社會、經濟、環境和政治納入討論。[6]學者在分析時,更要因應內、外在環境的改變去預測未來。[7]

多國政府借此協助制訂政策

未來學近年廣為公私營機構採納應用[8],各地亦設有不少探討未來的智庫。在丹麥,成立於1970年的哥本哈根未來學研究所(Copenhagen Institute for Futures Studies),便集合經濟學、政治科學、生物學、思想史及民族學等領域的專家進行研究[9],又以經常要作決策的專業人士為目標讀者,定期出版雜誌[10],希望協助公私營機構強化作出決策的依據。[11]

在瑞典,未來學更獲納入建制,政府早在1973年便於總理辦公室轄下成立未來學秘書處(Secretariat for Future Studies),1987年再將其改為獨立機構,即現時的未來學研究所(Institute for Futures Studies)。該研究所的經費部分來自政府,其餘則來自研究資助局及其他資助機構[12];研究範圍包括人口高齡化、性別和種族歧視、科技與人類等。[13]

及至2011年,當地又成立了瑞典未來委員會(Commission on the Future of Sweden),其於2013年發表《瑞典未來的挑戰(Future Challenges for Sweden)》報告,討論可持續發展、人口發展、民主、性別平等、社會凝聚力等挑戰[14],以協助政府勾劃未來政策。

在亞洲,日本政府亦於2014年在經濟財政諮詢會議內設置「選擇的未來」委員會[15],全方位分析人口結構變化對國家經濟的影響。分析指當地問題在於勞動力萎縮,人口減少幅度加劇。委員會的結論是不依賴移民,而是將出生率提升到2.07。安倍政府亦據此宣布有關政策。[16]

香港相關研究可納入更多變數

在香港,政府也曾就本地未來發展推出多份報告,如2015年發表的《人口政策策略與措施》,列出本港面對的人口挑戰,並就人口政策提出具體措施。[17]政府於2016年展開《香港2030+:跨越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的公眾參與活動,則旨在審視跨越2030年的規劃策略和空間發展方向,以應對未來的轉變和挑戰。[18]

不過,社會學者呂大樂兩年前曾撰文指出,關於本港未來發展的討論,除了一兩個老問題如人口老化以外,甚少有其他討論、研究和分析,也鮮有將社會內部各方面、周邊地區的發展視為變數。他認為香港要發展未來學,即系統地總結以往社會發展的形態和軌道、了解影響未來發展之變數和宏觀環境因素,分析未來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轉變的可能方向。而所謂的未來應該是一個眾數,有不同的可能可供選擇。[19]

推演不同可能 釐訂應對方針

呂大樂當時的建議,不禁令人想起上屆政府中央政策組發表的《構思香港未來場景》報告。該份報告將影響香港未來發展的因素,分為當代社會、國際、內地和香港;並從新科技、價值觀與生活方式、國際、內地和香港等層面,討論未來形勢與趨勢。報告更利用情景規劃(未來學分析方法之一,亦有譯作情境規劃),設定本港二三十年後的四個場景,以估計將來的實際情況。[20]

雖然有傳媒指,報告的分析結果是香港未來不是變好,就是變壞,又或不好也不壞,有如「十二碼有兩個可能性,一係入,一係唔入。」[21]不過存在不同可能性的方案,正是情境規劃的特色。故此在未來學的框架下,報告出現多個情境的分析結果,實屬無可厚非。

簡單而言,情境規劃是按過去和目前情況,創造未來的各種可能情境,從而協助制訂未來決策的方案。[22]在1972年,蜆殼石油公司(Shell)也曾運用情境規劃創造出六個情境方案。其中一個方案指石油供應受阻礙,引致價格上漲,並將持續一段時間。此預測與當時各國的期望剛好相反。但當一年後大部分石油產業國家無法持續供應石油時,Shell已作好準備。[23]

有學者分析,透過多個情境的測試方式,政府、企業和非政府機構(下統稱為「組織」)可以了解組織的現況和未來發展方向。此外,情境規劃透過陳述故事方式,能有效將大量訊息連在一起,讓組織更容易掌握任何狀況。但情境規劃亦有缺點,例如它只是一種防禦性工具,可幫助相關人士察覺未來可能損及組織營運成果的方式,但並沒有提及可如何塑造自己的命運。[24]換句話說,它只設定多個情境,卻沒有提供解決方法。

在《構思香港未來場景》報告中,中央政策組似乎亦意會到情境規劃的不足,在結語部分寫出:「我們最為關心的,不是準確程度的高低,而是希望通過這樣的陳述,刺激思考、誘發想像、關注未來、也建構未來。」[25]

各方合力為社會制訂長遠政策

社會不斷改變,若政策制訂者具備前瞻思維,可為未來做好準備,包括按社會長遠所需制訂政策。而如果有智庫能以長遠目光從事研究,也有助為社會把脈,出謀獻策。

當然,任何一種分析方法包括探討未來,都會面對支持和質疑聲音。政策制訂者需要小心謹慎地衡量各種分析方法的優點和缺點,再未雨綢繆地制訂合適的政策,造福社群。

1 Marguerite Ward, “Bill Gates says people with these 3 skills will be successful in the future job market,” USA Today, December 31, 2017,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money/careers/employment-trends/2017/12/31/bill-gates-says-people-these-3-skills-successful-future-job-market/989701001/.
2 Matt Weinberger, “Bill Gates made these 15 predictions in 1999 — and it's scary how accurate he was,” Business Insider, January 17, 2018,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bill-gates-15-predictions-in-1999-come-true-2017-6.
3 莊淇銘,「從未來學談前瞻思考」,《T&D飛訊》第85期,98年9月10日,第3頁。
4 同3,第4頁;Cornish, E. (Ed.). (1993). The Study of the Futu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rt and Science of Understanding and Shaping Tomorrow's World (p. 254). U.S.A.: World Future Society.
5 王廷興,「未來學概論」。取自中華民國工程技術管理協會網站:http://www.teac.org.tw/site/Blog/page13.aspx,2009年11月9日,第3頁。
6 沈旭暉,「『未來學』的視角:文化軟實力對香港未來很重要」。取自平行時空:國際專題新聞評論網網站:http://www.ir-basilica.com/「未來學」的視角:文化軟實力對香港未來很重要/,2016年1月9日。
7 同5,第6頁。
8 宋玫玫、邱懷瑤,「簡介『未來思考工作坊』」,《女科技人電子報》第111期,2017年3月15日。
9 “Employees,” Copenhagen Institute for Futures Studies, http://cifs.dk/about-us/employees/, accessed March 7, 2018.
10 “Publications,” Copenhagen Institute for Futures Studies, http://cifs.dk/publications/, accessed March 7, 2018.
11 “About CIFS,” Copenhagen Institute for Futures Studies, http://cifs.dk/about-us/, accessed March 7, 2018.
12 “History of the Institute,” Institute for Futures Studies, https://www.iffs.se/en/about-us/history-of-the-institute/, accessed March 7, 2018.
13 “Research areas,” Institute for Futures Studies, https://www.iffs.se/en/research/research-areas/, accessed March 7, 2018.
14 “Future Challenges Facing Sweden,” Commission on the Future of Sweden, March 2013, pp. 10 and 11.
15 「對未來的選擇 度過人口減少、超老齡時代,構建日本式增長、發展模型」。取自日本外交政策論壇網站:http://cn.japanpolicyforum.jp/archives/economy/pt20140821023843.html,2014年8月21日。
16 莊淇銘,「從未來學談高齡及少子化之因應」,《人事月刊》第351期,2014年11月6日,第45至46頁。
17 《人口政策策略與措施》,政務司司長辦公室,2015年1月,第iii頁。
18 「關於《香港2030+》」。取自香港2030+網站:http://www.hk2030plus.hk/TC/about_a.htm,最後更新日期2018年2月1日。
19 呂大樂,「香港需要『未來學』」。取自明報新聞網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60805/s00012/1470333425240,2016年8月5日。
20 《構思香港未來場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中央政策組,2017年5月10日,第v至vii頁。
21 「中策組的未來報告:《血傘2043之長者佔中》?」。取自香港01網站:https://www.hk01.com/article/104080/,最後更新日期2017年7月11日。
22 蔡勝男,「組織因應變革的決策制定途徑~情境規劃方法(下篇)」,《T&D飛訊》第二十七期,93年11月10日,第3頁。
23 同22,第12頁。
24 同22,第6至7頁。
25 同20,第13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