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分析 | 社會流動及福祉 | 2018-07-27 | 《經濟日報》

育兒需「父」幹 家務分工患不均?



香港大學一項調查香港市民壓力來源的研究指出,香港婦女生活壓力的來源較男士多,也經歷較多與健康、家庭或感情相關的壓力,也更容易因壓力影響生活滿意度。[1]研究人員分析,結果可能和女性主要擔當家庭照顧者的角色有關。[2]

雖然香港女性社經地位近數十年來一直提升,但社會傳統觀念依然令兩性參與家庭事務的比例不均。參考本地及外國研究,一家人可以如何協商扶持,達至更平等分工?政策介入對鼓勵兩性平均參與家庭事務,推動家庭中的平等夥伴關係,又是否有幫助?

雙職家庭家務兩份分?

政府近年亦一直提倡家庭友善僱傭措施,鼓勵僱主配合員工家庭需要,以靈活的工作安排及如設置哺乳間一類的生活支援,協助僱員平衡工作與家庭責任。靈活工作安排包括彈性工作時間、彈性上班時間、居家或遙距辦公、職位共享等。[3]

這些僱傭措施誠然有助員工兼顧家庭,而且也沒有限制使用者的性別,然而,在抱持「男主外女主內」觀念的人眼中,男性恐怕「不應」是部分家庭友善僱傭措施的受惠者。

的確,根據2011年由婦女事務委員會進行的調查,在家庭事務上,香港仍存有一定的性別分工。例如,男性在家主要負責小型維修,女性則常被認定為照顧者,需要分擔如照顧小孩、打掃及清洗衣服、買菜做飯、照顧長者等家務,高達七成女性需要負責照顧小孩。[4]

即使女性同樣有工作在身,是家庭經濟支柱之一,女性依然需要負責較多家務。數據與約十年前相比,比例相若。例如,在2013年,從事經濟活動的女性中,有15.8%需要負責超過八成的家務,較2001年的13.2%上升了2.6個百分點。[5]不過,負責四至六成家務的百分比,也在同一時期由17.2%上升至21%[6],反映與家人平均分擔家務的女性比例也有所增加。

但無論如何,在2013年,同樣從事經濟活動的兩性中,男性所負責的家務比重中位數為10%,仍遠較女性的30%少。[7]這些數據,側面反映出香港女性擔當家庭照顧者的角色仍然普遍。

「第三者」令男人無法插手家務?

單從上述數據來看,也許給予讀者香港男士不做家務的觀感。但實際上,男性近年負責的家務比重有所增加。

雖然完全不做家務而從事經濟活動的男性,比例卻由2001年的33.8%上升至2013年的38.5%,不過負責兩成以上家務的男性,比例亦由2001年的29.1%,上升至2013年的35.9%。當中增幅最多的,是負責四至六成家務的群組,在12年間,上升了5.4個百分點。[8]

另一方面,一項在2007至2009年進行的本地研究中,所有受訪妻子都承認丈夫較自己的父親更願意接手家務。[9]這些數據及回應,都反映香港男性有意識亦願意投放更多時間在家庭工作上。

不過,即使男性願意分擔家務,也不一定能幫輕另一半,主要因為家裏有「第三者」──嬰孩。上述研究發現,「第三者」加深了家庭崗位的性別定型,令女性不得不成為家庭的主要照顧者。

孩子的選擇 加強性別定型

同一研究中的多位受訪者表示,相對父親,他們的孩子較依戀母親,亦較喜歡接近母親。而且,不論孩子性別,他們多喜歡與母親交談,更常向母親求助,晚上亦希望由媽媽陪伴入眠。研究指出,孩子的選擇,令母親無可避免地承擔了大部分的育兒工作[10],亦合理化了家務分配不均的情況。[11]

根據研究,父親被排除在外亦易感被「遺棄」,當他們多次嘗試靠近孩子但失敗之後,可能便不會再試圖參與育兒,而只會停留於與孩子玩耍的層面上。[12]研究人員認為,孩子在觀察父母行為時,會辨識到所謂「正確」的家庭分工,因此會因應不同需要向「正確」的一方求助。由於他們覺得「家庭」是母親的領域,所以他們會在與「家庭」相關的工作上,尋求母親協助,進一步鞏固了父母在家庭事務中的性別定型。[13]

以上現象,彷彿是一條「有雞先定有蛋先」的循環問題,最終都會令男性無法或無意參與育兒過程,變相令家務無法平均分配,加重女性壓力。研究人員表示,即使需要照顧家庭的成員能得到高薪工作,但如果政策或措施無法解決因性別定型導致的家務分工問題,情況亦不會好轉。[14]

以日本為例,儘管當地為家庭提供了全面的日間托兒服務,不過這些服務只是釋放了女性勞動力,令她們可以從事有薪工作,而父親依然沒有參與育兒過程。[15]

父親及早參與育兒 有助長遠平等分工

上述研究反映,兩口子在決定生兒育女前,除了需關心經濟、住屋等因素外,亦宜將長遠家庭分工模式列入考慮。過去亦有研究提出,受香港不少母親羨慕、為母親而設的歐洲長產假,會加強傳統的分工角色。例如,在2007年德國改革育嬰假政策前,其長達三年的育嬰假,就令男性成為家庭經濟支柱。[16]

雖然孩子的選擇或會加劇分工不均的問題,不過,若男性及早參與育兒過程,以上情況實有可能避免。歐洲一項研究發現,男性如可及早和持續照顧新生兒,能令他們長遠參與更多育兒工作,兩性就更有機會均勻地分配育兒責任。相反,父親在孩子出生後,愈早重回職場,愈易令母親成為主要照顧者。[17]

香港在不久將來,會迎來為父親而設的5天侍產假。[18]雖然日數不多,不過亦有助鼓勵父親參與育兒。熟能生巧,當父親早日習慣照顧幼兒,而幼兒亦已習慣被父親照顧,家事分工自然也能更具彈性。另一方面,假若雙職新手父母認同上述的研究結果,同時希望長遠家務分工可以更平均,不妨在侍產假以外,與僱主協商其他的工作安排,令父親亦可有更多時候及機會,照顧新生兒。

政策介入能推動男性參與家庭事?

除了由父母主動要求外,政策介入又能否令男性更多參與家庭事務?以德國及挪威為例,某些形式的政策介入,有機會達到一定效果。

德國在2007年的育嬰假措施改革中,除了讓育嬰補助由劃一水平變為按薪酬高低調整外,亦引入額外津貼供父母同時選擇放假的家庭領取。[19]津貼由最少300歐元至最多1,800歐元不等。[20]改革之後,使用育嬰假的父親,由2006年的3.5%,在兩年內升至21%,到2015年時,更是接近30%。[21]

結果改革後,有年幼嬰兒的婦女重返職場的數目上升,重新工作的時間亦愈來愈早。有評論歸功於政策能鼓勵父親照顧新生兒[22],令伴侶二人更平等地分擔家務。因為根據研究,母親放愈長的育嬰假,她負責的家務就會愈多,換言之,伴侶二人有相等的育兒假,就能更平等地分擔家務,變相鼓勵女性重回勞動市場。[23]

另一方面,挪威與德國相似,都是以津貼為誘因。挪威更硬性規定了父親可享有的育嬰假數量,在2017年,挪威為新生兒父母提供49星期的全薪津貼育嬰假中,有10個星期屬於父親,這10星期假期亦不可轉移給母親,鼓勵父親使用育嬰假。[24]

有學者認為,政策確保了育兒假如年假及退休保障等一樣,都是父親的個人權利,可由他自行決定何時行使,亦承認了父親有養育和照顧孩子的責任。[25]此外,父親的育兒假不能轉讓予母親,加上全薪津貼,都令父親們更願意接受育兒假,擔起餵奶換尿片的工作。[26]

政策成功有前提?

不過銅板有兩面,德國有研究發現,改革雖然令父親投放在育兒上的時間,每星期增加了一小時[27],不過,政策亦可能影響到男性的職場發展。美國及瑞典均有研究提到,照顧者往往面對較低薪酬及工作機會減少等「懲罰」,而相對女性,男性所受的「懲罰」更為明顯。[28]這些後果,都不是政策介入就能紓緩,因此,貿然引入類似的政策,亦有一定風險。

聯合國一個工作小組在討論中亦提到,儘管挪威的家庭政策十分成功,但財政資源有限的政府甚難效仿。而且,當地政策反映了其文化價值觀,由於視個人福祉及性別平等為公共責任,已成挪威的社會共識,因此政府能投放資源在家庭政策上。[29]這些因素,都是政策制訂者需要考慮。

無論是新增的侍產假[30],還是延長法定產假至14周的檢討工作[31],以至目前正進行的「幼兒照顧服務的長遠發展研究」[32],都反映了香港政府改善育兒環境的決心,相信長遠而言,措施有助改善家庭分工。此外,政府也可探討現時的家庭友善僱傭措施的成效,以助繼續完善,同時不妨思考如何以不同方式,鼓勵父親與另一半分擔育兒工作,培養習慣之餘,改變社會風氣。

1 「香港市民生活壓力事件及生活滿意程度調查」。取自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網站:https://www.med.hku.hk/tc/news/press/Hong_Kong_Stressful_Life_Events_and_Life_Satisfaction_Survey,最後更新日期2018年3月5日。
2 「調查:女性多為健康家庭承受壓力 男性多因工作學業 (14:32)」。取自明報新聞網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ins/instantnews/web_tc/article/20180305/s00001/1520229628016,最後更新日期2018年3月5日。
3 「家庭友善僱傭措施」。取自香港政府一站通網站:https://www.gov.hk/tc/residents/employment/recruitment/familyfriendly.htm,最後更新日期2017年9月。
4 《香港的女性及男性對婦女在家庭、職場及社會的地位的看法調查 調查結果摘要》,婦女事務委員會,2011年9月,第3頁。
5 「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 第56號報告書」,政府統計處,2015年7月,第108頁;「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 第十四號報告書」,政府統計處,2003年9月,第105頁。
6 同5。
7 同5。
8 同5。
9 Lake Lui, Re-negotiating Gender: Household Division of Labor when She Earns More than He Does (Dordrecht: Springer, 2013), 132.
10 同9,第86頁。
11 同9,第87頁。
12 同9,第92頁。
13 同9,第93頁。
14 同9,第133頁。
15 同9,第134頁。
16 Mareike Bunning, "What Happens after the ‘Daddy Months’? Fathers’ Involvement in Paid Work, Childcare, and Housework after Taking Parental Leave in Germany,"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31 (2015): 745-746, doi: 10.1093/esr/jcv072.
17 Erin M. Rehel, "When dad stays home too: parternity leave, gender, and parenting," Gender and Society, Vol. 28, No. 1 (2014): 126-127.
18 「《2018年僱傭(修訂)條例草案》今日刊憲」。取自政府新聞公報網站: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806/15/P2018061400698.htm,最後更新日期2018年6月15日。
19 同16,第740頁。
20 "German parental leave - your guide," The Local, https://www.thelocal.de/20140113/german-parental-leave-our-guide, last modified January 13, 2014.
21 同16,第740頁。
22 "Financial and Social Support," Berlin.de, https://www.berlin.de/willkommenszentrum/en/families/financial-and-social-support/, accessed July 6, 2018.
23 Sören Hoyer, "Towards an Equal Partnership in Families. How European States Promote Father Involvement in Family Work," Observatory for Socio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Europe, March 2018, p. 14.
24 同23,第11頁。
25 同23,第11至12頁。
26 Sören Hoyer, "Towards an Equal Partnership in Families. How European States Promote Father Involvement in Family Work," Observatory for Socio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Europe, March 2018, p. 12; Albrecht, Clara, Anita Fichtl and Peter Redler, "Fathers in Charge? Parental Leave Policies for Fathers in Europe", ifo DICE Report 15 (1), 2017, 50–51.
27 同16,第747頁。
28 同16,第747頁。
29 "Not so low fertility in Norway — A result of affluence, liberal values, gender-equality ideals and the welfare state," United Nations, http://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events/pdf/expert/24/Policy_Briefs/PB_Norway.pdf, last modified November 2015.
30 王淑君,「政府送父親節禮物? 今刊憲建議男士侍產假由3日增至5日」。取自香港01網站:https://www.hk01.com/article/199770,最後更新日期2018年6月15日。
31 「法定產假擬延長至14周 羅致光稱檢討工作年底前完成」。取自香港電台網站:http://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392300-20180420.htm,最後更新日期2018年4月20日。
32 「幼兒照顧服務的長遠發展研究」,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立法會CB(2)1720/17-18(07)號文件,2018年7月9日。